据世界银行及其下属的民营经济发展机构国际金融公司（IFC）新公布的一项报告显示，在过去一年，中国加快了其改革步伐，并在175个经济体中跻身商业环境改革国的前10名。在全球商业运营活动的便利性排名里，中国位居175个经济体中的第93位。同时东亚及太平洋区域内的7个经济体进行了14项改革，旨在简化企业需要遵循的法律法规及行政约束，减少完成这些程序所需的时间、成本和繁琐程度。然而，东亚地区在规制改革方面的整体进度落后于除南亚外的所有其他地区，排名由第4位下降到第6位。

据这份名为《2007全球商业环境报告：改革之道》的文件称，中国实施改革加快了企业注册和交易，改善了信贷机制，加强了投资者保护，一系列措施使其改革步伐名列地区内第一、全球第四。新修改的公司法使注册企业所需的时间由48天缩短到35天，并调低了开办企业所需的最低资本金，由占人均收入的947%下调到213%，大大方便了新企业的开办。中国还建立了消费者贷款征信系统。现在，银行在发放贷款前可以通过这套系统查阅三亿四千万居民的信用纪录。对公司法的修订强化了对内幕交易的监管，增加了对投资者的保护。新近采用的网上报关程序使进出口通关时间缩短了2天，有利于提高进出口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然而报告发现，虽然东亚地区是继经合组织成员国之后商业规制障碍最少的地区，但在过去一年他们的改革步伐落后于除南亚外的所有其他地区。只有不到半数的东亚经济体在影响《全球商业环境报告》指标的领域进行了一项或多项改革。与此相比，除斯洛文尼亚外的所有东欧国家都进行了改革。

“东亚地区有必要走得更快些。宽松的商业法规能够带来更多新的企业和新的就业机会，东亚国家将从中大大获益，”世界银行/IFC金融及私营部门发展副总裁兼IFC首席经济学家迈克尔?克莱恩（Michael Klein）表示。

《2007全球商业环境报告》对175个经济体的商业环境进行了排名 - 涵盖的经济体数目比去年的报告多出20个。按《报告》收集的商业环境指标衡量，新加坡一跃成为2005-2006年度全球商业环境最佳的经济体，而上年度的冠军新西兰由于建筑许可方面法规的复杂化，屈居第二。地区内排名第二的经济体是香港（中国）（5），随后是泰国（18）、马来西亚（25）、蒙古（45）、台湾（中国）（47）、中国（93）、越南（104）、菲律宾（126）、印度尼西亚（135）和柬埔寨（143）。老挝（159）和东帝汶（174）是地区内排名最低的两个经济体。全球商业环境最佳的前30个经济体依次是新加坡、新西兰、美国、加拿大、香港（中国）、英国、丹麦、澳大利亚、挪威、爱尔兰、日本、冰岛、瑞典、芬兰、瑞士、立陶宛、爱沙尼亚、泰国、波多黎各、比利时、德国、荷兰、韩国、拉脱维亚、马来西亚、以色列、圣露西亚、智利、南非和奥地利。

该排名以企业在开办、经营、进行贸易活动、纳税及破产方面遵循的政策规制所需的时间和成本指标为依据。排名没有考虑宏观经济政策、基础设施质量、汇率波动性、投资者偏好及犯罪率等因素。

东亚经济体进行的其他令人瞩目的改革包括：

越南削减了获得建筑许可所需的文件和时间，允许雇主对任何类型的工作采用定期合同，方便了劳工雇用。

柬埔寨规定了发放营业执照的期限，将审批时间缩短了66天， 并实现海关现代化，由此出口时间缩短了7天，进口时间缩短了10天。

香港（中国）增加了对内部公司文件接受检查的要求，提高了透明度，加强了对投资者保护。三座新的边境大桥投入使用，同时海关文件得到进一步简化并且可以从网上下载，使得进口和出口时间分别由16和13天下降到只有5天。

老挝施行了新的担保法，允许企业将动产用于抵押并继续占有，使企业有更多机会获得信贷。

印度尼西亚加快了司法部对公司法人申请的审批，将成立新公司的时间由151天缩短到97天。

泰国修订了征信法，方便了贷款人评估借款人的信用，从而改善了企业获得信贷的途径。

与地区趋势相反，东帝汶停止颁发新的建筑许可，使商业环境变得更加困难。

报告指出，地区内最大的规制障碍依然是复杂的企业开办程序和昂贵的许可审批。例如，在柬埔寨开办企业需要经过10个程序及86天的时间。在菲律宾，建造一座仓库需要经过23个程序和193天，并需花费人均收入的113%，才可以办理完所有程序。《全球商业环境报告》为决策者提供了与其他国家或地区进行政府规制水平对比、学习世界先进实践经验并确定优先的改革目标的工具。

“年度商业环境报告的影响是明显的。报告已在全球启发并指导了至少48项改革。事实证明，有规矩才能成方圆。”报告作者之一Caralee McLiesh说。

2005/06年度最流行的改革措施是放松开办企业的法规。四十三个国家简化了此类程序，减少了费用，缩短了时间。第二个最流行的改革是降低税率，减少与纳税有关的行政麻烦，此项改革在31个国家或地区中实施。

不论这些国家进行怎样的改革，他们都应当自问：谁将从改革中获益最多？如果改革只能使外国投资者、大额投资者或官僚投资者获益，那将有损政府的合理性。“改革应纾缓所有企业的负担，不论它们是小型还是大型企业、本地还是外国企业、乡村还是城镇企业。这样的话，人们就没有必要猜测下一个就业机会激增的地区将是哪里。任何企业都将有成长机会，”报告作者之一Simeon Djankov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