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4日，在昏暗的灶房里，王肖龙边低头拉着风箱边对记者说：“我做梦都想上大学，可是又害怕真的考上了，学费不知道从哪里来。”今年，王肖龙的高考成绩比陕西省理科二本录取线高出24分。

靠种苹果、粮食、芝麻、绿豆，王家1年的收入不过4000元。为贴补家用，王肖龙的父亲长年在外打工，40多岁就落下了心脏病的根儿，去年仅看病就花了1.6万元，欠下的七八千元外债至今没还清。而王肖龙的妹妹今年也在读高三。

王家面临的困境，在他们的家乡陕西省合阳县——一个地处黄河西岸、渭北高原的“国家级贫困县”，并不鲜见。最低时1287元，最高时也不过1580元，这是合阳县近5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状况。

“这可是连烧火的麦秸秆都折价计算在内的。”63岁的合阳县商会副会长党宪宗说。

16年来，党宪宗看到过太多因大学生求学带给当地贫困农家的种种困境。他自费走访110户农家，写了20多万字的调查报告，反映农民家庭供养大学生的一系列问题。

不吃不喝奋斗10年才能供养1个大学生

老党给记者算了笔账：供养一个大学生，一年的学费加生活费约1.2万元，4年近5万元。在合阳，这相当于一个3口农家10年的纯收入。也就是说，一家农户不吃不喝奋斗10年，才能供一个孩子读完4年大学。

然而，就是这个贫穷的农业县，却是远近闻名的“教育大县”。

记者在合阳县教育局了解到：多年来，该县高考升学率始终在当地名列前茅，每年有四五千人升入高校。今年，全县就有5256人本科上线，4339人专科上线。这其中，80%都是农家子弟。

“就是因为穷怕了，农民都将改变命运的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再苦再累，也要供他们上大学，让孩子跳出农门。”老党在走访中发现，为供养孩子上大学，这些贫困农家背负起了沉重的经济负担。

不少贫困农户为供孩子上大学不得不去借高利贷

在黄河边的坊镇东雷村，一处很大的院子里，5间快要倒塌的房子显现出这户人家生活上的贫困。农妇王秀娥坐在自家一张矮凳上说：从1995年大女儿考上大学后，连续又有3个孩子上了大学，每个孩子1年的学费、生活费都要1万多元。至今，家里已为孩子们上大学花去了约11万元。而她和丈夫累死累活，1年也只有五六千元的现金收入，买了化肥、种子后，只剩下3000元。

为了多挣钱，夫妇俩想尽了办法。除了养鸡、羊、牛，已经四五十岁的王秀娥还到山沟里抓蝎子卖，常被蝎子蜇不说，一次还滚下山崖摔伤了腿。地边种了点芝麻，只值3元钱，她也舍不得吃。到黄河滩挖药材，一天挣两元，王秀娥也要去。家里还贷过1万元的高息贷款，光利息4年就8000元。

城关镇小郭村党某也贷过3万元高息贷款。“那是‘黑贷’，年利率20%。”她说，当时自己根本顾不上利息多少，只想着能把孩子先送走。党某的3个孩子都上了大学，至今共花去12万元，最多时欠外债六七万元。为省几元饭钱，党某在孩子们上中学时送了7年饭，孩子上高中离得远，她每天中午提着面条和馍一路走到县城，一个来回要花两小时。

在合阳期间，记者走访了数户有大学生的贫困家庭，但几乎都没见到大学生本人。这些大学生暑假都没回家，一是为省路费，二是为留在学校打工挣钱。

在当地，每逢暑假，农村的男孩子也会跟随父母到外地打工，贴补家用。王肖龙就随父亲去过山东，多是在工地上干些背砖、扬灰的活儿，有时一天的工钱不过5元、8元。

为供大学生，一些农家被拖垮

上联：学费挣够了；下联：母亲累死了；横批：死也值得。这是一幅由乡土作家题写的挽联，曾贴在王全胜家门上。

年过7旬的王全胜老汉说，自己年轻时因劳动受伤，生活长期不能自理，全家生计仅靠老伴一人支撑。为筹几个孩子的学费，老伴种地、干家务，还要拉煤挣钱，最终积劳成疾，在二儿子考上大学的第二年突然病故。整个家的生活随之陷入困境。

在合阳出现这样一种现象：只要家里出了一两个大学生，生活水平就会急剧下降。

坊镇东雷村1组，是全村出大学生最多的小组，63户中有20多户供过大学生。这20多户，也是同组里家庭经济状况最差的。一些人家至今还住在100多年前的老房子中。

在被誉为“秀才村”的城关镇小郭村，全村只有500多人，自恢复高考以来，先后出了100多名大学生。与外村相比，小郭村的房舍状况似乎还停留在20年前。

该村党支部原书记范永禄告诉记者：大学学费这几年水涨船高，供养这些大学生至少使小郭村村民支出上百万元。目前，合阳的农户盖5间的砖混结构平房约需4万元。由此推算，如果不是供大学生，该村起码能盖起近百间新房。

记者随老党来到和家庄北渠西村党某家。她家的大门令记者吃惊：就在黄土墙上掏了个洞，用破木板当门扇。以前，党家在村里算得上中等户，因供3个孩子上学，现在成了村里最穷的人家。

党某的一个儿子含泪说，他最难过的，是父母半年的零花钱只有几元钱。党某则说，待在家里，屋里有粮、地里有野菜，不需要花钱，但儿子在外面，什么都要花钱，她1个月才能给儿子300元生活费，让娃受苦了。说到这儿，母亲和儿子都落了泪。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防虏寨乡定国村农妇黄某的两个儿女都考上了大学，最多时家里欠债有10万元，1年利息得一两万元。精神压力和劳累压垮了黄某的丈夫，他因无钱治病最终离世。

供出大学生，依然难脱贫

贫困农民含辛茹苦，供养出的大学生能否“反哺”家庭，帮助父母脱贫？答案并不令人乐观。

走访中，老党常会问“供孩子上大学，经济上是否合算？”这些受访父母大都回答：我们不算那账，也从来没想着让娃挣钱回来，只要孩子们有知识，到社会上能干事就行。

王秀娥的两个孩子已经大学毕业，但都要买房、结婚，经济紧张，她从不敢要孩子的钱。一次孩子要塞给她300元，她硬是推了回去：“你给我钱，别人不知道，不如给我买身衣服，村里人看见都知道我娃孝顺”。

不仅不求回报，一些父母还心怀歉意。党某说，人家给孩子留遗产、留房子，而她给孩子留的是债务。皇甫庄乡一户农民，为供孩子上学，夫妻俩砸石头。这一年暑假，上高一的二儿子为挣学费砸石头，没想到出了意外被炸死。就这样，他们还是将另一个儿子和女儿供到了大学毕业。之后，儿子当了医生，但至今没买房；女儿毕业后找了份很不理想的工作。他们说，因为自己是农民，没钱帮儿子买房，也没本事帮女儿找工作，对不起孩子。

实际上，供养出的大学生很少有能力回报家庭。一个农民积劳成疾去世了，党宪宗对这个农民已经工作的女儿说：“弟弟以后的学费，你得承担呀！”这位女大学生回答：按说，我应该承担弟弟的学费，可我工作时间不长，工资不高，又得结婚、生孩子、买房子，还要努力适应城市生活，缩小和城里人的差距，不然人家看不起我们。我丈夫也出身农民家庭，一个担子挑两个包袱，能担得动吗？

从合阳考上大学走出来的渭南市农业局干部王彪告诉记者，有些人在大学毕业20年后，才能回报父母。可这时候，父母已经老了，吃不动，喝不下，享受不了，有的可能早已不在人间。

他们对国家助学政策了解不多

针对贫困生上学的资助问题，我国从1987年开始就相继研究制定了一系列政策。但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这些贫困家庭对此知之甚少。

王肖龙告诉记者，他曾听同村高年级的学生说过，可以申请助学贷款。但具体怎么办？自己一点儿也不了解。学校并没有相关的宣传，甚至连老师也不清楚，他只能从历届学生那儿打听。

同时，贫困地区的传统观念也影响了助学贷款的申办。记者走访的7户农家，提起助学贷款来，他们大多还是主张想办法向亲戚朋友借贷，一是不知道助学贷款到底好不好办，二是宁愿自己欠债，就是再苦再累也能担，可千万不能让孩子刚走出家门，就先背上债。

中国扶贫基金会新长城项目组去年对北京、河北、山西等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数百名特困生的问卷调查显示，近八成特困考生对国家资助政策只知道一点，还有7.1%的特困生表示从未听说过任何有关国家对贫困大学生的资助政策。《西安晚报》记者 金石 本报记者 孙海华

三个贫困生的圆梦故事

对于贫困生而言，能否圆上大学梦，往往取决于他们第一学年的学费能否解决。

郭琳，江苏省沛县朱寨镇张柳庄村高中毕业生。为了挣学费，她曾在砖瓦厂搬砖头。7月26日，当笔者打电话给她的时候，她正在为“失业”而发愁。

高考结束后，郭琳就在家帮母亲种稻子。到了7月，忙完农活，她听说附近有个屠宰场有事做，就跑了过去。结果得到了一份拔鸭毛的工作。3角8分钱一只鸭子，她一天可以拔四五十只。

屠宰场离她家有20多里路，早上7点就要上班。为此她不得不每天5点就起床，干到天黑才回家。但几天后，屠宰场老板却以要长期工为由，将她辞退了，这次打工她只赚了100多元。

为了挣钱，2005年暑假她又在砖厂干了20多天，与一群年轻力壮的男人搬运砖坯。郭琳说，砖厂本来是不收她的，但因为有同学的爸爸说情，最后还是让她留了下来。

“妈妈不想让我去，但家里没钱，我总得自己想些办法。妈妈经常问我累不累，我说不累。我上学买书、买资料的钱都是自己挣的，不会找家里要钱。”

郭琳家确实很穷，她的妈妈50岁出头，患有椎间盘突出，干不了重活。爸爸在陕西打工，也挣不了多少钱。更重要的是，她还有个哥哥在江西上大学，一年要花费上万元。对于他们家而言，供一个孩子上大学已经欠债不少，供两个就更难承受了。

郭琳高考考了596分，最终被南京中医药大学录取。她说，对于即将到来的大学生活，已经做好了足够的心理准备，打工虽然没赚到多少钱，但锻炼了她吃苦耐劳的坚韧性格。

据悉，由于媒体的报道，浙江利群集团举办的“利群阳光助学行动办公室”找到了郭琳，准备资助她5000元。

7月9日中午，河南省固始县县城炎热异常，汪静拿着一大叠家电超市的广告单，走向附近的居民区，准备分户派发。

这是高考后汪静为第三家主顾干活。之前，她已为一家眼镜店和一个家电超市派发过广告单。与郭琳一样，汪静也认为从中得到了历练，“刚开始还有点胆怯，不敢敲居民的家门，但慢慢地胆子大了起来，变得轻车熟路了”。

她是个农村女孩，家住固始县胡族乡双庙村，对于这样的锻炼机会她感到满足，但隐忧却时时袭来：每天20元的收入，对于即将需要的大笔学费无疑是杯水车薪。

“家里把大部分粮食都卖了，但也仅卖了2000多元。”汪静说，她家之所以贫困，是因为父母做生意被人骗了，欠下20多万元巨额债务。

知道她被郑州大学录取后，为了筹集学费，家里费尽了脑筋，想出了“丢卒保车”的主意：准备让即将进入高三的弟弟先休学打工，帮助姐姐完成学业。

但就在7月9日这天下午，汪静的表哥打来电话，改变了他们的想法。他表哥在《大河报》上看到报道，郑州大学正在举行“关爱优秀贫困考生，暑期提前设岗助学”的活动，为贫困学子提供暑期勤工助学的机会。汪静马上找电话报名。7月13日，她接到学校打来的电话，让她15日报到。

7月25日，接到笔者电话时，汪静说她正在郑大图书馆整理书籍。“到了学校以后，我再也不担心没钱读书的问题了。学校有这么多的政策，可以申请助学贷款，可以努力学习赢得奖学金，可以参加勤工助学活动。我觉得完全可以自强自立地度过我的大学生活。”

黑龙江省兰西县的钟晨宇不久前受到黑龙江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关注。该基金会主办的“希望工程圆梦大学”公益活动，通过“1＋1”结对资助的方式，帮助贫困考生圆大学梦。

她读小学时，父亲在拉秸杆时出了车祸，丧失了劳动能力，干不了重活。家里的顶梁柱倒了，生活的重担就压在了她母亲身上。但家里因父亲受伤而负债累累，母亲又要经常照顾父亲，所以家庭经济状况每况愈下。

学校知道她家的困难，高考前，共青团兰西县委的干部根据兰西一中推荐的名单找到了钟晨宇，让她准备申请材料，申请黑龙江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资助。7月20日，她接到团县委的电话，告诉她已在确定予以资助的全省72名“寒门英才”之列，可以获得好心人4000元的捐赠。

“这真帮了大忙，我终于可以凑够学费了。”钟晨宇说，“现在我接受了一份爱，将来我一定会付出一颗充满爱的心，回报社会”。实习生 叶铁桥

为了不让一个寒门学子失学

社会：很多机构都有阳光助学活动

7月26日，接到笔者电话时，中国扶贫基金会寻访贫困生的一支小分队正在宁夏回族自治区盐池县大水坑镇贫困生魏琳家。据了解，自2002年9月以来，扶贫基金会寻访寒门学子的活动已进行了整整4年。

据项目负责人陈红涛介绍，到2005年年底，他们已收到各类捐赠4200万元人民币，一共资助了2.3万名学生。“我们的寻访活动，一方面宣传了国家政策，让贫困学子知道，国家有许多政策可以帮助他们上大学。另一方面，我们也要通过社会爱心告诉贫困学子，他们并不是孤立无援的，也没有被冷落，整个社会都在关注他们，许多有爱心的人也随时准备资助他们，他们要有信心走进大学校园。”

除扶贫基金会外，社会上还有其他一些资助贫困大学生上学的活动。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在7月2日发起了“希望工程圆梦大学”公益资助活动，活动采取“1＋1”结对资助的方式，计划资助两万名今年考入大学的贫困学生度过难关。一旦列入计划，每人将获得4000元的资助。

7月2日，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人民网、吉利集团联合举办“寻找大学贫困新生2006暑期行动”，吉利集团向中国教育基金会捐资5000万元，计划在5年内资助1000名家庭贫困、品学兼优的应届高中毕业生上大学。

有的媒体还另辟蹊径，为贫困大学生暑期打工牵线搭桥。近日，重庆商报开通了热线，面向社会征集暑期打工的机会，给上榜贫困生找工作。该项目负责人任晓谨说，现在已经有100多名学子与报社联系过，报社也在积极地与百货公司、电脑城等企业联系，力争能让贫困考生在暑期赚点生活费。

校方：提前提供勤工助学机会

郑州大学则提前把贫困生组织到了学校，暑期提前设岗助学。

该校学生处副处长王新建是这个活动的组织者之一。他说，从7月初开始，学生处就经常接到贫困考生的电话，说家里穷，交不起学费。学生处就琢磨出个主意，提前设岗进行助学活动，通过学校提供勤工助学的机会资助贫困学子上学。

自7月6日起，该校向河南省各县市138所重点高中学校发信，并通过新闻媒体、校园网等形式向社会公布这项活动。结果通过电话和网络报名的学生络绎不绝，共接到200多名考生的申请。学校一方面“困中选困”，确保最贫困的学子获得这个机会，另一方面，也将原计划设立的30个至50个岗位增至69个。

“现在这些学生主要在学校图书馆、教室和校园内从事图书整理和保洁工作，每天劳动5小时，其中穿插各种文体活动。预计到开学的时候，他们能挣到1500元至2000元。当然，钱还在其次，更重要的是，我们要让贫困学子们知道，穷并不可怕，在各种资助体系下，他们是完全可以上大学的。”

王新建说，郑大今年本科招生7000人左右，按照往年经验，预计贫困生占24%，其中特困生占5%。“这对学校来说压力不小，但我们会采取各种措施确保这些孩子顺利上完大学。”

资助贫困大学生还得靠国家政策

在采访中，许多正在从事资助工作的人士纷纷表示，他们所能起到的作用很有限，关键还得靠国家政策。

扶贫基金会项目负责人陈红涛说：“虽然我们每年资助1万名贫困学子，这个数字看起来很大，但对比每年新入学的贫困学子数量，还是很少的。关键还是要靠国家助学贷款、商业贷款、绿色通道等涉及面广，扶助力度大的政策”。

教育部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崔邦焱对这一观点表示认同。他介绍，自1999年开展国家助学贷款工作以来，全国申请贷款累计总人数395.2万人，银行审批人数240.5万人；申请贷款累计总金额305.6亿元，银行审批金额201.4亿元。这是其他任何项目都难以比拟的。

他还透露，2005年，全国各普通高校通过“绿色通道”办理入学手续的学生约39万人，占2005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人数的8%。“绿色通道”是教育部为帮助贫困学子上大学的一项政策，指拿到录取通知书后，无论手上有没有钱，先到学校报到，学校先安排入学，然后再根据实际情况给予相应的补助。

崔邦焱表示，“只要不折不扣地执行国家有关政策规定，完全可以保证每一位考入公办全日制普通高校的学生能够顺利入学并顺利完成学业”。

专家态度

救助贫困生体系亟须进一步完善

在7月25日教育部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教育部财务司巡视员崔邦焱表示，目前我国已基本建立起以奖学金、学生贷款、勤工助学、特殊困难补助和学费减免为主体的资助贫困家庭学生的政策体系。

不过，崔邦焱也谈到，虽然这一政策体系目前看还比较完善，但在资助贫困家庭学生的实际工作中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政策没有得到全面落实。

他表示，在今后工作中还要进一步探索、改革、完善、丰富这一政策体系，把公办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贫困家庭学生的资助工作做得更好。

崔邦焱的这一观点，也得到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教授、学生资助问题研究专家沈红的认同。她认为，高校的贫困生资助体系有必要进一步完善。

沈红表示，我国政府早就在抓贫困生资助工作，但真正大规模建立资助体系，却是从1999年启动国家助学贷款开始的。1999年以来，国家助学贷款政策屡屡尝试改进，再结合逐渐完善的资助型奖学金、特殊困难补助、勤工助学岗位津贴、学费减免等政策，有效帮助了一大批贫困大学生进入大学并完成学业。

“成绩是明显的，但是，这个体系还存在一些问题。”沈红说，首先，由于缺乏可靠的、可核实的家庭收入指标和资产数据，学校对贫困生资格的判定面临窘境，资助体系还难以准确地面向真正的贫困生个体。“如何超越我国税收和财产申报等制度尚未健全的现实，收集贫困大学生的真实经济状况信息，使资助政策能够‘用得其所，助得其人’，仍是一个难题”。

其次，我国的资助体系无论在程序上还是实际操作中都面临着管理上的困难，比如，尚未设计出一种既方便学生申请又便于学校、银行有效管理且全国通用的集学生申请信息、各类资助资源、政府政策条款于一身的学生“资助包”，也未设计出一种汇学生借款个性化、还款差异性、信用历史数据齐全、个人追踪信息有反映的学生“还贷包”。因此，在借贷上，国家助学贷款等学生贷款项目难以有效惠及所有需要贷款的贫困生群体；在回收上，无论是对回收重要性的认识还是对回收技术的强调、对回收机构的必要性以及对回收人员工作的要求等，都存在诸多问题。

第三，目前的资助体系，在各种资助资源的使用上仍缺乏必要的协调，以至出现了一些不应有的不平衡。比如，贫富地方政府之间，部属高校与地方高校之间，甚至学生个体之间，都存在着“既重叠又漏缺”的现象。

沈红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在实际工作中进一步加强研究，总结经验，“尤其要加强教育部门、财政部门、银行、地方政府及高校之间的团结协作工作”。

南京审计学院的乔春华教授对高校贫困生资助体系也进行过深入研究。他也认为当前的体系不够完善。

“比如，虽然奖学金是作为贫困资助政策存在的，但实际上奖学金是对所有学生的，不属于贫困家庭学生资助体系，与贫困生吻合概率并不高。”他说。

他认为，实际中存在的一些暗补，也不利于计算财政性教育支出。在助学贷款方面，国家采取对学生贷款利息由政府贴息50%和建立国家助学贷款风险补偿机制两项补贴办法，但这种暗补的方式不利于计算财政性教育支出，因为财政部的拨款指标里体现不出暗补的款项，因而也无法体现出教育预算来。

“此外，现行高校学生资助体系还存在层次不清、囊括不全的问题。”乔春华说，在“补、减、奖、勤、贷、助”的资助体系中，“奖、补、助、减”与“勤、贷”应分成两个层次，前者是无偿的，后者是有偿的。如果放在一起，则资助主体和客体的权利与义务关系就难以确立。而且，这个体系主要是校内的，没有完全体现出国家的、社会的层面，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其他部门和群体的贡献。

乔春华建议，应当从构建宏观资助体系、完善贫困生资助法规等方面着手，进一步完善贫困生资助体系。实习生 叶铁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