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涨了猪肉落了，CPI是个平均值

今年5月份以来，北京街头1.60元/公里的出租车逐渐消失。不仅出租车价格，瓜果蔬菜价格也至少涨了三四成，一些超市的苹果涨幅超过100%，为此一些低收入家庭开始改吃西红柿。百姓对一些物价上涨反映强烈。

而国家统计局刚公布的上半年CPI增长1.3%，涨幅比去年同期回落1个百分点，当前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变动相当温和。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CPI与老百姓的直观感受显然有不小距离。国家统计局城市司副司长孟庆欣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解释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CPI是对全国各地、各类商品和服务价格的整体情况的数据描述，与某个地方某个人具体的微观感受不一样是正常的。统计部门发布的主要是宏观数据，与个体感受存在差异。不要说普通人，就是经济学家的感受也不一样。对此既不能说人们的直观感受“不对”，也不能说统计数据“错了”。

CPI不仅有个体感受差异，也有地区和消费层次的差异。国家统计局公布的CPI反映的是全国的整体情况，不是北京或某个省份的CPI，也不是只反映某一特殊领域的CPI。CPI从区域、消费种类来说，都是平均值。例如，对于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的中高收入居民，成品油涨价确实较大幅度地增加了消费支出，对于大部分中低收入的市民来说，选择的交通工具还是公共交通，公共交通价格的涨幅并没有那么大。因此，成品油价格上涨虽在CPI中有体现，但对CPI的整体影响有限。

另外，CPI的高低，反映的是价格相对水平的变化情况，与消费品价格本身的高低是不同的概念。比如40万元一辆的汽车，其价格指数的变化，改变不了其价位高的事实。

此外，消费者普遍有“看涨不看跌”的心理。孟庆欣举例说，近期猪肉价格下跌，养猪农民都受不了了，相反水果蔬菜涨幅超过了30%。然而居民很少议论猪肉价格下跌幅度有多大，却会对苹果涨价格外留心。

“生活压力大”有CPI之外的因素

生活压力越来越大，是当前许多百姓生活的真实感受。教育支出、医疗支出，这些沉重的负担，压得许多人心里难受。生活压力大，而CPI低位徘徊，这成为质疑CPI时最容易得到大众认同的缘由。

孟庆欣解释说，百姓感受到“生活压力大”，很多情况下有CPI之外的因素在起作用。CPI只是反映价格总体水平的相对变动情况，价格本身的高低、消费的总体水平，是CPI不能反映的。因为即使价格不变，消费数量、类型增加，质量提高也会给家庭的支出带来压力。

例如，当前统计数据反映出的药品价格是下降的，因为政府一直在降低药品定价。但如果增加了用药种类，提高了用药档次，或开大处方、用进口设施诊断和治疗，特别是有些降价药品从医生处方上消失等等因素，都会给患者带来巨大的、不断上升的医疗支出，这些从CPI是看不出来的。

再如，在教育支出方面，如果学杂费、课本费等价格不变，就对CPI没有影响。目前，义务教育方面的这些支出价格受到政府的严格控制，然而动辄数万元、十几万元的“择校费”，名目繁多的钢琴班、芭蕾班、奥赛班、英语口语班，肯定会给普通家庭带来巨大的支出压力。

由于各个居民家庭的消费结构及其支付模式不尽相同，因而对不同商品及服务价格变动的承受能力和实际感受就会存在很大差异，即同样的价格变动对不同居民家庭的实际影响是不一样的。

如果某些居民家庭在一些价格正在急剧上升的商品或服务上的消费量较大，这些居民所感受到的价格上涨影响也较大。例如，由于低收入居民在食品和水、电、燃气等生活必需品方面的消费支出比重较大，因此此类商品(服务)价格上涨对低收入居民的影响就比高收入居民大得多。同样，汽油价格上涨只对“有车族”有明显影响，而“无车族”可能感觉没那么明显。

居住类价格在CPI中权重已经占13.2%

商品房价格是否应当计入CPI一直是争议的中心话题。许多人认为，近年来我国商品房价格持续大幅上涨，而商品房价格却不被列入CPI是不符合现状的。这是深受房价上涨之苦的城市居民，对CPI“感觉不好”的主要原因之一。

孟庆欣说，事实上，目前我国的CPI基本上体现了居民居住类价格变动。在CPI的调查项目中，包括了建房及装修材料、房租、物业费及其他与居住有关的服务，以及水、电、燃气等与居住有关的项目。房租分为两种情况：对租房的人而言，其住房的价格变动是通过实际租金来体现的；对拥有自己住房的人而言，其住房的价格变动是通过其拥有住房的潜在租金(统计上叫虚拟租金)来体现的。

不将商品房价格直接纳入CPI，一是出于国民经济核算的需要，CPI的统计口径必须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的消费分类相一致，而根据这个分类，商品房购买属于投资范畴，不属于消费行为。二是商品房购买与当期消费不同步，购买支出与当期实际住房消费不对等。

商品房价格不计入CPI是国际惯例。事实上，CPI只能反映与居民即期消费密切相关的消费品及服务项目的价格变动，不能反映房地产和股票等资产类价格的变动。无论从统计口径看还是从使用角度看，都不必要、更不可能编制出一种既能反映消费品价格变动，又能反映资产价格变动的“全能”的价格指数。

现在的核心问题是居住类价格在CPI中的权重是否恰当。当前居住价格在CPI中的权重是13.2%，而这个权重随着消费结构的变化正在逐渐上升，6年前居住价格权重仅9.7%。

孟庆欣透露，各项消费对CPI的影响权重，将随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而进行调整。因为我国正处于消费结构快速变动的时期，权重的调整现在是每年一次，而许多发达国家是5年一次。今后5年内，居住价格在CPI的权重上升至20%，并不是没有可能的。

CPI能不能更个性化一些

统计部门发布的CPI只是一个综合值，不能完全反映出不同阶层百姓的实际生活感受。那么统计能不能介入民生，在保持科学性的同时更人性化、个性化呢？官方公布的CPI能不能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感受的差异缩小一些呢？回答这些问题，首先要从了解物价指数的整个调查统计过程开始。

孟庆欣说，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人们的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收入差距逐渐拉大，经济上处于不同层次的居民在消费能力、消费水平、消费偏好、消费结构和消费质量等方面表现出了明显的差异。面对这种实际情况，仅仅编制一个物价总指数显然已经不能准确反映不同收入阶层面临的实际价格水平，也不能及时反映物价波动对不同阶层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体的生活所带来的影响。因此根据不同收入水平分层编制物价指数，实行“阶层化”统计，将成为统计部门的一项十分有必要、有价值的工作。

据了解，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署按照分层的概念编制了甲、乙、丙、综合四类消费物价指数，来反映本港物价水平的通胀或紧缩对不同阶层的影响，并把这些物价指数作为制定相关政策的依据。如在香港影响很大的综合社会保障援助基金就是根据甲类消费物价指数定期进行调整的。

孟庆欣说，如果我们的统计工作能够切实介入民生，参考香港等地的有益经验，分层编制“阶层化”的物价指数，这无疑有助于确定不同阶层工资收入的实际购买力，有助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确定，有助于建立一套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个人税收体系，还有助于促进社会财富的公平再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