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与枪患之间并无必然的联系，却成为某些边远贫困县形成“造枪村”无法回避的重要原因。要根除制贩枪支这一黑色产业链条，必须在司法严打之外，从根本上寻求适宜当地县情的产业发展模式和扶贫路径。

地处贵州偏远山区的松桃苗族自治县，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这里竟有10个乡镇的15个村涉及非法制贩枪支，其造枪时间长、规模大、品种全，已成为全国两大黑枪制贩基地之一。《瞭望新闻周刊》在走访中发现，与人们传统印象中的造枪贩毒人员获取高额利润后住别墅、开好车等迥异的是，松桃县制贩枪的村都是贫困村，有些甚至不通路、不通电，而制贩枪支者往往又是贫困村中的贫困户，为了生存而不惜铤而走险。

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开始，贵州松桃县政府就一直加强缉枪严打工作，近年来还抽调了大批干部组成党建扶贫工作队深入“造枪村”，但未能治本。当地基层干部认为，要根除“枪患”必须针对这一特贫地区的情况，采取社会救助、产业扶贫、基础设施建设和资金支持等综合举措，从根本上解决当地的脱贫问题。

边穷地区形成制贩枪黑三角

据了解，由于是苗族聚居地，松桃县历史上就有造火药枪的传统。加之地处偏僻、资源匮乏、土地贫瘠，缺乏适宜的致富门路，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当地部分贫困村民便开始以造枪贩枪牟利。一支枪成本很低，约为100元，而卖出去却高达两三千元，甚至四五千元。现在当地的造枪技术不断精进，能仿造出精巧的64式、54式手枪，甚至连发八发子弹的枪，成为其他地方黑恶势力的重要购枪来源。

随着1993年以后打击力度的加大，黑枪的市场价格不断上扬，平均上涨了500元左右，几经倒手后甚至能达到上万元。一些犯罪分子为了高额利润不惜顶风作案，非法制贩枪支现象不但没有根除，还出现网络化、隐秘化和组织化的新态势。

由于地处湖南、重庆、贵州三省市交界，为谋求暴利、逃避打击，制贩枪支不法分子不断在临近地区寻找新的造枪窝点，与公安机关展开“游击战”，哪边打击力度大就躲到另一边，形成了制贩枪支“黑三角”。不法分子的行动也越来越诡秘，开始出现“订单式”制贩，即平时按兵不动，一旦有人联系购枪就到秘密的山洞、地窖里连夜赶造，并在短时间内售出，加大了公安机关侦察和打击的难度。

网络化是目前该地制贩枪支出现的新情况。公安机关从破获的案件分析，非法制贩枪支分工愈来愈细，其上下线比较固定，基本形成单线联系的形式，作案成员造、收、运分工明确具体，专业化趋势逐渐凸显。

为了逃避打击，制贩枪支不法人员逐渐形成反侦控的组织化形式。根据侦查破案发现，除极少数基层村干部、在校学生、国家干部和个体商人外，多数涉枪犯罪人员仍是农民。

黑色经济伴生于深度贫困

松桃县太平乡是6个非法制贩枪支最突出的乡镇之一，记者在难以错车、泥泞不堪的简易公路上颠簸了一个多小时，才到达乡里最早形成的一个“造枪村”。一路走来，路旁的悬崖不时在滚落巨大的石块。

村支书吴邦正介绍，该村自然条件极差，1439人仅有500亩田和200多亩地，人均不到半亩。村里95%的房子为木房，大多数为五六十年前盖的老房子，有的甚至上百年。吴邦正说：“去年村里人均收入只有400多元，有的村民连粮食都不够吃。有的村民生病拖了几十年也没敢到大医院就诊，只能找些止疼药吃着。”

近年来，村里有6个人因为制贩枪支被判刑。而据介绍，这6户人家都是村里最穷的。因制枪被判刑十几年的村民罗强(此为化名)一家三兄弟十五六口人全挤在一个十平米左右的破房子里，屋内只能人挨人地睡，床位不够，还在本来堆柴草的木阁顶上放了三张床。罗强一家分的田和林都比较少，平时烧柴都是靠到邻居家的林里去砍。他制贩枪支一年也就能赚五六千元，主要用于买粮食维持全家生活。2001年，罗强被抓捕判刑，最小的孩子生病后因无钱医治而死亡。随后，老婆离家出走，丢下两个孩子没人管，只能靠亲朋好友救济勉强度日。同年被抓捕的罪犯罗刚(此为化名)的情况也类似，全家6口人只能和他兄弟家其他人住一间房子，被抓后4个孩子都靠70多岁的爷爷照顾。

吴邦永被认为是这个村里的富户。他说：“因为养了四头猪，两个孩子也在外打工，我们家算是村里最富的，但现在住的6间房子也都是30多年前盖的。”

《瞭望新闻周刊》调研的另一个“造枪村”的基本情况是，人均土地只有0.8亩地，人均年产粮食只有400多斤，年纯收入不到700元，不通公路，信息闭塞，从乡镇到村里走路要四个多小时。

松桃县扶贫办介绍，当地也没有其他资源，风调雨顺就有粮食吃，天旱涝灾就没有吃的。有的村民家里穷得连凳子都没有，去了都没坐的，很多人连普通话都不会说。村里大部分的房子都是用竹蔑和着牛粪、泥巴盖的。

其他“造枪村”情况也大体相似。枪患比较突出的2001年，该县贫困人口7.22万，低收入人口13.27万，占总人口比重很大。15个涉及制贩枪支的村都是贫困村，生产生活条件十分恶劣。“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某种程度上成为这一带村民铤而走险不可忽视的一个原因。

缉枪与扶贫必须结合

一些公安干警告诉记者：我们常常是边抓嫌犯边流泪，他们犯法必须要抓，但看到他们家徒四壁的贫困，又真的让人心酸。

不久前因涉嫌贩枪被逮捕的龙久(此为化名)满脸愁容地向记者列举了家里的几大难：一是吃粮难，家里6口人只有2亩多地，一年只能打两三千斤粮食，不够吃就向别家借。村里最穷的人一年只能吃三个月白面；二是上学难，32岁的龙久有4个小孩，最大11岁，最小1岁，两个上学的孩子每年学费要一千元，经常为凑学费四处借钱，现在还欠信用社一万多元；三是发展副业难，只有小学三年级文化的他出去打工没人要，在家养猪不懂饲养技术，喂猪每次喂到七八十斤就死了。

49岁的徐发(此为化名)因贩枪被关押在看守所里已经半年。他全家4口人共一亩三分田，每年只能打1500斤谷子，根本不够吃，老婆和15岁的大孩子到广东打工，但由于没有技术，低廉的工资除去开销后每年也落不下多少余钱。徐发红着眼眶告诉记者：“被抓后家里无人照看，13岁的孩子可能因为没钱而辍学。”

贵州省一位长期研究贫困问题的专家认为，松桃制贩枪支久打不绝的深刻原因，就是在松桃这样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农民文化程度低、自然条件恶劣的极困地区，无论产业扶贫还是外出打工等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脱贫方式都难以发挥作用，这些贫困农民难以在上述扶贫方式之中找到其产业位置。

从1993年，贵州省、铜仁地区以及松桃县各级公安机关就开始广泛布网，严打“黑枪”。并把相关乡镇主要领导列为第一责任人。据统计，仅2004年1月至2005年11月，全区共侦破涉枪案件85起，抓获犯罪嫌疑人230人，端掉造枪窝点15个，缴获各类枪支210余支、收缴枪支零部件3217件、造枪工具4866件(台)。

总结十余年来大力治理枪患但难以根绝的种种经验和教训，铜仁地委和松桃县委深刻认识到应该把带领当地群众脱贫致富与缉枪工作结合起来，制订了“缉枪”与“扶贫”双管齐下的工作方针。

铜仁地委从2002年开始，连续三年选调干部在松桃枪患严重的11个村派出党建扶贫工作队，每个村少则投入了二三十万元，多的投入了50多万元，改善基础设施条件，修路、引水、搞培训，发展种养，目前这11个村通了简易的公路，基础设施有了一定的改善。

当地一位参加了党建扶贫工作队的同志介绍说，松桃县打击非法制贩枪支的时间不可谓不长，打击力度不可谓不大，效果不可谓不大，但至今没有根绝的重要原因是松桃县情的特殊性，表现为一是恶劣自然条件下的贫困，在偏僻落后、地瘠民贫的地方，农民致富愿望迫切，致富无门，加上社会管理缺位，一些人走上制贩枪支的犯罪道路。二是贫困造成的愚昧，在制贩枪支的高额利润诱惑面前有着较强的冒险心理和侥幸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