饱受关注的北京出租车调价听证会将于4月26日召开，听证会的结果不仅关乎我们每一个消费者的利益，更将影响全市近10万名出租车司机养家糊口的活计。在这个“关键”时刻，谁能反映他们的利益，为他们说句话？

“请问鹿献民在吗？”4月20日，记者致电北京出租汽车暨汽车租赁协会，亮出了自己的身份后，准备采访即将参加听证会的该协会副秘书长鹿献民。

“在，稍等。”电话那边，一阵耳语后，却传来了这样的回答：“我们上级有规定，在听证会之前不接受任何媒体的采访。”记者怕电话采访的诚意不够，提出了亲自拜访、前去聊一聊的要求，但仍被拒绝，并被不客气地挂断了电话。

参加听证会的25名代表中，北京出租汽车暨汽车租赁协会的鹿献民，是惟一一个来自行业内社会组织的代表。在该协会网站的职责介绍中，有一条就是“为维护从业者、消费者的利益尽心尽力”，而从电话中，传来的分明是“对上不对下”的口气。真正的行业协会，应该是一个行业工作者的利益代言者，而在这次调价风波中，身处漩涡中心的出租车司机恰恰是最无助的一个群体。

无奈的抗议

回顾北京出租车调价的历程，每当管理部门要提高出租车运价之时，司机们都是一片反对之声，而且一定会给出相反的意见———降价。但奇怪的是，大多数司机的意见从来没有获得过主管部门的响应。

“你说还让人怎么干？”北京市出租车司机黄师傅听说1．6元／公里的出租车要调整为2元／公里时，对记者表示：“现在都拉不着活儿，再涨就更没人坐了！”

据《工人日报》报道，出租车调价方案正式公布的第二天，邵长良、王学永等10名出租车司机来到北京市发改委表示反对涨价。

王学永称，涨价后利益受损最大的是出租车司机。如果涨价，30％的乘客会流失掉，空驶率也会增加20％，达到60％左右。根据有关部门给出的数据，北京出租车空驶率已经超过了40％，而司机们的感受则是约50％。

“乘客不坐了，空驶率加大了，司机的车份还是照样缴，撤销油补，等于司机要贴钱，而公司没有受到一点损失。”邵长良认为，涨价取消了600多元的油补，公司将经营风险转嫁到了司机和乘客身上，“这是不公平的。”

还有许多出租车司机担心，涨价后，为了完成“车份儿钱”，工作强度增加，交通事故可能会增多。

“如果这次调价我就不干了，开‘黑车’去！”甚至有出租车司机这样表示。由于开“黑车”不缴份儿钱，干一点儿挣一点儿，致使京城很多出租车司机都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开上“黑车”。

“要是让司机选择涨价还是降份儿，司机肯定选择降份儿。”黄师傅告诉记者，单位里的一个老哥们儿去年因病住院一个月，但公司没免一分份儿钱，“无论什么情况，都得交份儿！为啥一年365天都没有休息日呢？”

问题是，他们有选择的权利吗？

如此“代表”

4月26日举行的听证会，应该是一次机会，但即使是他们自己，也早就失去了信心。“说是公开听证，最多就算个形式吧。我们也有话说，但只能和你说了。”黄师傅苦笑着说。

根据国家发改委依据《价格法》制定的《政府价格决策听证办法》，听证会代表应该具有一定的广泛性、代表性，一般由经营者代表、消费者代表、政府有关部门代表以及相关的经济、技术、法律等方面的专家、学者组成。

而像黄师傅这样的普通出租车司机，是无论如何没有机会参加这一听证会的。他们对参加听证会的出租车代表的“身份”也表示怀疑。

上周，从北京最大的出租车公司之一———首汽集团传出消息，该公司已经确定，将由司机于凯———作为出租车司机的代表参与听证会。

“太好了！越高越好！别说是两块，三块四块都没问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于凯的回答让人大吃一惊。大部分出租车司机认为，以于凯为代表的“行业精英”并不能代表广大司机，因为于凯交多少“车份儿”至今是个谜，公司对此则讳莫至深。

于凯的“份儿钱”是多少无法求证，但圈子里共知的“秘密”是，作为司机楷模，首汽公司曾奖励给他一套两居室的住房。

或许出于避嫌，于凯的名字最终没有出现在4月18日北京市发改委网站公布的《出租汽车租价调整听证会代表名单》上，在那份25人的名单上，除了北京出租汽车暨汽车租赁协会的鹿献民，还有4名出租车司机作为代表参加听证会，他们是：翔龙出租车公司的胡永薪、北京银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李希英、北京首汽股份有限公司的梁海晨和北京北汽九龙出租汽车有限公司的徐青。

记者并没有采访到上述司机，问黄师傅，他也只是摇头，不知是不清楚，还是早就失去了信心。

缺乏利益代言人

现在的问题是，代表出租车司机参加听证、与各方利益进行博弈的主体，都是单个出租车公司的代表，它们由于各自的情况不同，很难发出代表最多数司机利益的声音；而作为惟一行业协会的代表，北京出租汽车暨汽车租赁协会又难以为行业从业者“尽心竭力”。

事实证明，出租车司机缺乏与政府和企业沟通的利益代表人，沟通渠道不畅通。出租车行业在很多地方都属特许经营范畴，在准入门槛的障碍下，司机没有议价能力，行业利益调整滞后。“北京市虽然有出租汽车暨汽车租赁协会，都是由出租车经营公司组建的，有的象征性吸纳少数司机会员，不能代表大多数司机的利益。”出租车司机张平（化名）告诉记者：“出租车公司的工会，也基本是企业正式员工参加，出租车司机一般很难入会。”

很多学者就认为，在听证会的组成人员上，应该有相当数量的代表行业利益的协会组织出现。在去年9月全国人大首次举行的公众听证会———关于个税起征点的听证会上，我们发现惟独少了类似协会、学会、商会这样的社会组织。

中国政法大学王敏认为，公众陈述人的职业和代表范围虽然很广泛，但却仅仅限于个人，没有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纯民间社会组织的身影。“在各种决策过程中，社会组织不仅不应缺席，还应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

他从两个方面解释社会组织的作用：一方面，由于受时间、规模等客观上无法克服的因素制约，能直接在立法听证会上发言的听证陈述人毕竟只能是有限的，个体的愿望和意见往往五花八门，而社会组织则可以利用自身的特点和优势，发挥意见整合作用，从而可以有效扩大公众对立法的参与度，大大提高立法听证的民主性和代表性。

另一方面，立法听证会上的陈述，是一项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工作，陈述人个人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或不能进行充分的调查，或论证不够充分，而社会组织可以发挥集体优势，有组织、成系统地针对立法争议问题展开调研，通过辩论实现社会各阶层利益的平衡。

虽然接受记者采访的出租车司机，几乎众口一词地认为涨价是“铁定的了”，然而我们还是希望在今后的听证中，能看到更多代表他们切身利益的社会组织的身影———因为他们才是这个社会中真正的“平衡器”。(记者 贾林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