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在中国的职能从对华提供援助变为对华争取援助，而中国也面临着从粮食受援国向粮食对外援助国转型的考验

从年初开始，李淼原来的生活节奏就被打乱了。

自1月1日开始接任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WFP）中国办公室主任这项职务以来，他就告别了“想散步就散步，想看书就看书”的生活：9点赶到办公室、看新闻收邮件；下午要接待总部来的官员；转天与国内企业会谈；下午参加电话会议……

尽管从去年底完成对中国的粮食援助，WFP仍保留了驻华代表处，但所有人马都换成了清一色的中国人。李淼就是在这时接任了这项工作，他告诉《国际先驱导报》记者，中国办公室正面临着角色的转换——从对华提供援助变为对华争取援助。

转变需要缓冲

古代的中国人就有“开粥棚”的传统。在上世纪那个特殊的年代，中国曾经把自己财政支出的6.9％用于对外援助（1975年）。仅向阿尔巴尼亚提供的援助相当于使该国每人获得一吨粮食。如今，这个有粮食援助“传统”的国家，提出担当“负责任大国”的目标。有国内专家建议，中国应该利用粮食援助扩大我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

看看太平洋的那一边，美国是将粮食援助与外交战略结合的典型。为了处理剩余的农产品，美国政府通过收购粮食然后用于对外援助项目的方法，一方面保持了国内粮食价格，同时也获得了国际政治的权力和声誉。美国甚至为此还通过了专门的法案（1954年）。

对于中国政府减轻全球饥饿状况的意愿，李淼并不怀疑。农业部也向《国际先驱导报》明确了这一点：“中国政府重视同WFP的合作，新时期，我们愿意继续加强与WFP之间的合作。我国将力所能及地增加对WFP的捐赠，支持WFP在全球与饥饿和贫困做斗争的事业，愿意通过WFP开展南南合作，提供粮食和技术援助。”

但是刚刚停止接受援助，马上就要变成一个援助国，“需要缓冲一下，我想中国政府的思路也是这样，”中国社科院农村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贵对本报记者说，“因为必须考虑到中国的粮食生产能力有限；资源、能源短缺；还有贫困人口。”

国务院扶贫办刘福合司长对《国际先驱导报》说了他个人的一些看法，他认为，从目前中国的粮食总量和消费情况来看，中国可以适当地对发展中国家的一些贫困地区实行粮食援助，这还是可能的。但如果要实行较大规模的粮食援助计划，必须以国家粮食安全为前提。

李成贵说，发展中大国本身长期面临的粮食安全压力，是中国进行对外粮食援助不可回避的问题。“当务之急，是保证中国自身的粮食安全问题。”这位刚在美国进行了一年研究的粮食问题专家指出，“（在粮食援助方面）中国没法和美国相比，美国的农业资源太丰富了”。

“我们不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是富帮贫，我们是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挤出一部分，”一位商务部人士告诉《国际先驱导报》。

援助方式可以多样化

“如果在现阶段进行对外粮食援助，中国采取实物援助以外的其它方式可能更为合适。”李成贵建议。

2005年4月7日，WFP最后一笔对华粮援——四万多吨小麦运抵深圳的同一天，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在答记者问时说，“我们将根据自己的能力，逐步增加向世界粮食计划署的捐助。捐助的主要方式是资金”。据WFP统计，2005年中国对WFP的捐赠援助增长了４０％。

除了资金援助以外，中国还可以提供技术和经验。李淼说，近日在WFP执行局开会讨论“对华26年粮援评估报告”时，还探讨了如何把WFP在中国的经验推而广之。“能借鉴的WFP一定会借鉴，”他说。

其实，世界已经在学习中国的扶贫经验，去年12月1日开始，中国“首期扶贫援外培训班”开课，15天时间里，来自27个国家的53名扶贫官员和专家在此进行了学习。

心态转换需要“慢慢来”

从粮食受援国到援助国，还需要经历心态的转换，这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

由于WFP争取援助对像不仅面向政府，也面向企业和大众，李淼的工作量增加了很多。去企业“拉援助”，李淼会提出帮助提升企业的公益形象以促成合作。

拜访全球最大的船运公司——马斯基，令他印象深刻。在听到马斯基表示愿意为WFP从中国向外运送援助物资提供义务服务之后，“我问他们，你们想要什么呢？马斯基说什么也不需要，他们不想拿着我去救孩子的事情去做广告。相比之下，这种社会义务感在中国企业里就比较少，往往我得到的回答是‘你给我什么’”。

尽管有时会碰到钉子，但李淼也不断看到希望。最近他收到一封信，写道：“作为世界的一分子，我觉得有义务为世界的饥民贡献自己的一点力量……作为一个中国公民如何在境内向WFP捐款呢？”

这写在卡通信纸上的内容出自一个署名“巢焘”的普通大学生之手时，这令李淼感到振奋，他希望自己的事业得到更多普通中国人的关注。

“我所面临的工作情况，一方面要求人们（对外）捐助，同时也不能忘记中国还有很多穷人。”李淼在上任后，向人解释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WFP会停止对中国援助。

“不是说 WFP撇下中国的穷人不管了，而是搞了26年认为中国基本上可以自己解决问题。”在“非洲之角”（东部非洲灾荒较为严重的地区），李淼亲眼看到智力发育到四五岁就不再发展的孩子，见到怀胎8月、肚子瘪平的母亲（生出来婴儿只有2磅多）。

“WFP资金是有限的，要用到更需要它的地方，”李淼说，这个道理和一个中国人说很容易，跟面对的每一个中国人讲清楚，“也是挺难的”。（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韩轩、李童、实习记者杨婷婷、陈思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