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公平教育时代到来的信号—“从今年起用两年时间,全部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这项政策的出台直接惠及中国9亿农民,原来“人民教育人民办”的局面将变成“义务教育国家办”,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也从主要由农民负担转变为由各级财政负担,教育体制的改革从今年开始将达到前所未有地广度与深度,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称之为“里程碑式”的影响。农村义务教育寻求破题的历史性变革,从此拉开帷幕。
《中国经济周刊》在对全国部分农村调研后了解到,目前我国农村义务教育除了要面对投入相对滞后的困境外,还要解决在农村税费改革之后经费缺口等多种问题。
“相关农村义务教育经费在开学前已全部到位。其中,由地方承担的20%的资金,广西等省份已全部由省财政承担,不要求层层配套。”3月21日,中纪委驻教育部纪检组组长、教育部党组成员田淑兰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此次经费落实之快并不出乎人们的意料。
当温家宝总理在“两会”上宣读《政府工作报告》时,谈到有关教育这一部分时,多次被代表、委员的掌声打断。温总理说:“从今年起用两年时间,全部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
“这是我国教育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必将对全面提高国民素质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事实上,这个里程碑第一块基石,是在2005年12月24日打下的。
当时国务院发出《关于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通知》。此后,教育部部长周济宣布:自2006年始,中国政府在未来五年将至少投资2182亿元,支撑农村义务教育免费,确保“农村孩子上得起学”。
“两会”期间,《中国经济周刊》在采访代表、委员时发现几乎都有这么一个共识: “‘使人人都能受到教育’,这将不再是口号了,是一种新的发展战略。”在此基础上,由教育新政策、新战略出台引发的农村义务教育投入问题也成了代表、委员热议的话题。
经费问题阻挠百万儿童入学梦
“在这里,我特别想强调一下平民教育问题。” 3月14日上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记者招待会上如是说,“我们有13亿人口,9亿农民,平民的比重更高。我们之所以把义务教育和职业教育放在重要位置,就是要使教育成为面向平民的教育,从而使人人都能受到教育。”
而在湖南省长沙市委副书记、市长谭仲池看来,平民教育之路依然会很漫长,因为首先要把农村义务教育问题处理好。对此,谭仲池在提交议案时,附上了《关于农村义务教育公共投入问题及对策思考》的调研报告。
他认为:“农村义务教育投入的相对滞后,造成农民公平接受教育的权利受到损害,困难地区农民子女失学严重。”
据公开资料显示:1995年到2002年,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总量投入缺口累计达3515.4亿元,即使按1995年以来农村普通中小学教育经费占全国教育经费30%的较低水平,2000年以前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入缺口也在1000亿元以上。
谭仲池说,“农村税费改革之后,由于地方财政尤其是县级财政基础薄弱,加上财政转移支付资金总量不足,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缺口进一步扩大。”
谭仲池的调查结果显示:全国农村每年大约有110万名儿童不能入学;有的农村中小学失学率达30%。农村义务教育按时完成率仅76%,全国7个省区甚至在60%以下;农村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7.6年,实现程度为10%,提升最慢;农村9%的成人是文盲。地方各级政府义务教育发展普遍负债,经济落后地区尤为严重。
保障机制建立 政府将担更大责任
除经费困绕外,农村教育负债也引起了众多代表们的关注。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政协副主席曹策问认为,当务之急应当尽快解决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下称“普九”)给不少农村带来的债务问题,否则,政府对义务教育开出的众多优惠政策可能因此抵消,无法真正给群众带来实惠。
他认为,以前的农村“普九”工作中,大部分的投入由县乡财政解决。由于县乡财政紧张,大多通过集资和借贷的方式解决。但是农村税费改革和学校“一费制”实施后,原来县乡筹集资金的来源被切断,结果造成债务大量沉淀,成为县乡政府的沉重包袱。
对此,2月28日,教育部部长周济在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会时分析说:“2000年之后,农村进行了税费改革,义务教育的改革最基本的变化是从农村教育基本由农民办,转移到农村教育基本由政府办,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跨越。”
周济认为,首先要保证农村义务教育的教师工资,还要保证安全(指中小学危房改造等),同时要保证基本经费,这种情况下,在2004年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的80%已经是由政府来承担了。
在今年“两会”召开前,已经20年没有修订的《义务教育法(修订草案)》首次提请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草案中有关义务教育经费保障问题尤为引人关注。
许多代表、委员认为,建立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表明政府要在义务教育中承担更大的责任。
周济认为:“但具体到义务教育经费的投入,更为关键的工作是测算和确定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担的比例。如果比例不确定,省级统筹就可能成为空中楼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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