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贵阳２月２４日电 天还没亮，祖文芬就带着女儿做豆腐，这天赶场，她想在乡场上卖个好价钱。

祖文芬是贵州草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刘家巷村村民，虽然生活在美丽富饶的草海边，可祖文芬一家人却过着温饱也难以维持的生活，女儿因交不起学费而辍学在家。

祖文芬与３万多草海农民以贫困为代价，一起守卫着草海。如今，他们看到了回报的希望，为解决开发区域和保护区域、受益地区和受损地区，以及自然保护区内、外的利益补偿问题，贵州省将探索建立省内生态补偿机制。

草海是一个完整的、典型的高原湿地生态系统，在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计划中，被列为一级重要湿地。当草海水域面积缩减到５平方公里时，就失去了调节气候、涵养水源、保持水土等方面的作用，这个地区一度空气湿度减小、降水量减少，春旱、大风冰雹频发，村寨井水干涸。

１９８２年贵州省将草海水域面积恢复到２５平方公里，草海农民人均耕地也随之从近２亩下降为不足半亩，随后草海成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禁止农民捕捞海上资源，草海农民从此断了生活来源。

淳朴的草海农民用几代人的贫困守卫家园。农民王邦志拾到一只生病的黑颈鹤，他知道，卖了这只鹤，他一家人可以过上好长时间衣食无忧的日子。他说，在一家辛辛苦苦种一年地也吃不饱的日子里，他也想有钱，能吃上点肉，穿件新衣。但听着鹤鸣长大的王邦志掏空口袋里所有的钱，买了药，医治好病鹤，步行３０多公里路，将一只完好的黑颈鹤送到了原草海保护处。

与草海农民一样，中国西部地区许多贫困山区农民为保护中国生态安全付出贫困的代价。中国环境规划院副研究员张惠远说，西部是维护中国生态环境安全的生态屏障区，由于长期以来人们认为生态环境无价的错误观念，西部生态功能的价值没有被承认，西部许多地区陷入贫困、人口增长、环境退化的恶性循环中。仅靠自身的力量，西部无法承担起既保护生态环境，又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双重任务。

“要求西部农民忍受贫困的同时承担起生态保护的社会职责和费用，是不公平的。”云南大学区域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吕星说。而中国正在为解决这一不公不懈努力。

据了解，贵州省今年开始，将对境内主要河流上游因工业生产、生活污染对下游造成环境破坏的，给予受破坏地区补偿。因上游保护有效使下游生态环境保持良好的，下游地区也将给予上游地区补偿。这意味祖文芬和王邦志将可能因长期守卫草海而得到其它受益地区给予的补偿。

浙江东阳市和义乌市之间实行的水购买协议，江西省兴国县实施的生态建设基金都体现了地方生态补偿理想。中国１９９８年实施的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退耕还林工程、２００２年实施的生态公益林补偿项目、２００３年退牧还草工程，也表明中国正在试图探索建立国家层面上的生态补偿机制。

贵州师范大学环境自然保护与社区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任晓东认为，建立和完善生态补偿制度是一条既能扶贫，又能保护生态环境的途径。但目前试点的生态效益补偿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补偿机制。

专家指出，中国生态补偿机制的探索建立仍然任重道远。首先，无论是退耕还林还是天然林保护，中国生态补偿只是一种森林的管护费用，没有反映生态服务功能的真实价值。退耕还林补偿结束后，许多农民没有找到替代生计，这成为复垦的潜在威胁。其次，对生态价值，目前中国仍然还没有一个较好的标准和评价方法。再次，目前，中国社会各界普遍认为环境保护需要投入和维护，但在谁“埋单”的问题上没有形成认识。第四，中国没有形成适合于不同层次和类型的生态补偿制度，国家代表公众补偿提供者就是一个没有多少选择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