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本报记者，组委会闪烁其词

7月20日和21日，《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先后数次拨通墨尔本电影节组委会的电话，试图对电影节负责人理查德·穆尔和《爱的10个条件》制片人约翰·刘易斯进行采访，但均遭到不同程度的推诿和拒绝。

20 日，一名叫安吉拉的工作人员表示，在不提供私人信息的前提下将帮助我们联系理查德·穆尔。安吉拉在电话中告诉《国际先驱导报》，理查德·穆尔正在审片，但她会尽快帮助转发邮件并敦促这一采访得以顺利进行。但是半个小时后，记者再次打通电话时，安吉拉的态度却发生了明显的转变，她只是不断重复理查德·穆尔很忙，“不方便接受采访”。至于制片人约翰·刘易斯，更是在听到“中国媒体”时断然拒绝任何形式的对话。

第二天，墨尔本电影节组委会的警惕性明显提高。在《国际先驱导报》记者不下10通电话的“轰炸”下，一个男工作人员明确表示，采访要求不可能实现。

分裂分子借文化外衣上位

热比娅举起右手，看了一下天，说，“现在是晚上，我们穆斯林的规矩，晚上说的话和命相关。我以命发誓，互相残杀的事情和人，我绝对永远反对。”

这段于2005年拍摄于新疆某女子监狱的视频曾在互联网上广为流传。在赴美“保外就医”前，穿着灰色囚服的热比娅虽然讲话不太利索，但意思很清楚，以命发誓不搞分裂。如今她走上的却恰恰是制造分裂之路，同时还在用电影粉饰着所谓的“爱”。这一点，和十四世达赖的伎俩如出一辙。

过去十年，西方电影曾掀起一股“达赖热”，带着各种目的的导演们纷纷将达赖塑造成一个善良而无助的弱者、一个具有高度权威性的精神领袖。2006年美国出品的纪录片《达赖喇嘛十问》和《达赖喇嘛复兴之路》，都在“普世价值”中蕴含特殊的政治映射；1993年出品的美国故事片《小活佛》，借达赖幼年的生活赤裸裸地为“独立”思想辩护；1997年的美国故事片《西藏七年》，则错误连篇地讲述涉及西藏和平解放的内容。

值得一提的是，热比娅出版的自传《搏龙斗士》一书，作序者正是达赖喇嘛。

针对热比娅计划在墨尔本电影节上博出位的举动，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国际问题专家余万里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墨尔本电影节尽管不能代表澳大利亚政府的声音，但也说明在西方社会长期存在敌视中国的力量，中国也应该针对这种所谓的民间标准发出自己的声音。(国际先驱导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