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苏梅相比，“同心希望家园”的负责人马大姐已经在北京安家落户，不过“这条路走得很难很难”。1982年，她从江苏来到北京做保姆，为了一纸北京户口整整折腾了20年，直到2001年才成为真正的“北京人”。马大姐说，现在年轻人的机遇要好得多，有了更多的希望。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名均为化名)

观点

新生代农民工有更强烈的城市化取向

“新生代农民工”不熟悉农村和农业，有更强烈的城市化的取向，有更强烈的变为市民的意愿，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政策都要围绕这一点来制定，并考虑他们作为年轻人的多方面的发展要求。新生代农民工之所以特别，就是因为我们要推动城市化。

经济参考报：“新生代农民工”新在哪些方面？

王习明(西南交通大学中国西部新农村建设研究中心主任)：

首先，老一代农民工一般把在城市打工作为谋取收入的来源，最后又回到农村。而我们调查过的多数80后农民工，都想在城市留下来。有的地区还有一种新现象，新生代农民工靠打工的钱买不起房，需要父辈把从农业上赚的钱拿来补贴他们在城里买房。

从新生代农民工与农村的关系来讲，他们对农事一窍不通，做不了农活，也不熟悉农村的文化，不习惯农村的生活方式。像金融危机发生后，他们中的很多人返乡后，觉得在农村都呆不下去。

此外，80后的农民工都能够上网，即使没有读过高中，他们所获得的信息量要远远超过他们的父辈。以前的农民工出去打工，主要是靠乡邻关系介绍工作，而新生代的农民工很多都在网上找工作。

经济参考报：今年中央一号文件特别提出“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他们面临的问题是什么？

宋洪远(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中央一号文件之所以强调新生代农民工的问题，并不是因为他们比老一代农民工的问题更加严重，或者是他们出现了什么新的问题。从人口学的角度和不同代际的交替来讲，出现新生代农民工其实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

要注意的是，中央一号文件是在推动城镇化的背景下，提到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在关于三农工作部署的文件里，今年的一号文件第一次明确地提出城镇化，并提出三项政策，第一是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落户，并享受同当地居民同等的权益；第二是有条件的城市要把农民工的住房纳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第三是强调农民工的社会保障要纳入城乡一体。

新生代农民工之所以特别，就是因为我们要推进城镇化。从城镇化的角度来讲，新生代农民工确实更值得关注。既然城镇化是必须走的过程，就不能不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问题，因为他们有更强烈的变为市民的意愿，有更强烈的城市化取向，而客观因素又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再回到农村去。

经济参考报：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当前应该采取哪些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

崔传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部研究员)：

首先，新生代农民工的基本取向还是要涌入城市，要围绕这一点来破除体制障碍，制定政策措施。“涌入城市、公平对待、权益保障”，这实际上是制度改革的过程，就是要推进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保障他们的劳动权益，通过廉租房、经济适用房来改善他们的住房，使他们能够长期稳定地在城市就业和居住。

第二，由于新生代农民工是年轻人，除了保护他们的劳动权益，还要考虑他们多方面的发展要求，比如组织各种社会文化活动，开放城市的公共文化设施，丰富他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同时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让他们参与企业和社区的管理，这对他们涌入城市、提高素质和吸收城市文明很有必要。

第三，企业应该根据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建立可以让他们在企业内得到成长的机制。现在，新生代农民工如果要不断地增加收入、提高技能和提升职务，往往要通过从这个企业到另外一个企业的流动来实现，这就造成了农民工的流动性很大。如果企业可以建立一个帮助他们在内部不断学习、成长和改善自己收益的机制，他们就不至于一定要通过频繁的流动来获得成长的机会。社会也要为他们创造条件，加大技能培训的力度，包括法律等方面的支持。(记者　白田田　北京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