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的刘青，爱喝酒，一喝就到烂醉，还闹事打架；曾经学过一个月的电焊工，嫌太累太脏；也找过其他工作，觉得工资太低。2006年，他进入北京亦庄的一家防盗门生产企业，从学技术开始做起，现在已经当上了副班长，一个月挣3000块钱。刚过22岁的刘青主动向公司申请去做市场销售，因为他觉得那更有发展前途。

“22岁后的转变是社会逼的，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混日子了。”对于未来，刘青“很有信心”。在Q Q个人说明上，他写道：相信只要用积极的心态去面对，一切都是美好的。

满怀憧憬的刘青，像很多20多岁的年轻人一样，喜欢上网，喜欢把自己装扮得酷酷的。不过，刘青觉得自己和那些“干上一段时间就不想干了”的年轻人不一样，他会朝着现在的方向专心做下去。

上网时除了看新闻，刘青特意加入了销售人员聚集的Q Q群，以便和其他人交流经验。他还抽时间看一些关于管理和人际关系的书，比如《感谢折磨你的人》之类。

通过网络，刘青认识了在北京八里河卖油画的女朋友。他说，现在的这个女朋友花钱节省，也很理解他，不像之前在厂里认识的一位女孩，太能花钱，还要求必须有房才和他在一起。

不过，刘青最大的心思还是在事业上，“现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钱都可以投入到事业中，而结婚压力太大，等什么时候有钱有事业了再结婚也不迟”。

春节将至，刘青不打算回老家过年。他说：“老家什么发展余地都没有，不经常在外面转，就不会了解社会发展的趋势，春节留在北京的话，可以寻找机会。”

“我的理想是流动人群能平等获得社会权利”

来自陕西宝鸡的农村女孩苏梅自己都没想到，为了帮同事讨回30元招工介绍费，她的打工生涯从此发生了改变。

2005年，初中毕业的苏梅刚满18岁，到宝鸡市当起了餐馆服务员，一个月挣240块钱。干了一年后，她听同村的女孩说在深圳打工可以挣一千多，便“不管苦和累，都要去看看”。

于是，苏梅和另外两位女孩一起来到了深圳。在一个晚上30块钱的旅店里，她们三个人挤着住了一个星期，身上带的钱很快就花光了。幸运的是，苏梅应聘上了一家玩具厂的普工，每个月基本工资580元，如果加上计件的“薪粮”，能拿到1500元。

改变苏梅打工生涯的事情发生在2007年。当时，一位四川同事想换工作，找到了一个拿着牌子在路边招工的人，并交了30块钱的介绍费。苏梅听说后，觉得这肯定是骗人的，于是找了几个男同事想要讨回那30块钱。

虽然最终没能把钱要回来，苏梅却因此接触到了一家法律咨询中心。她发现，原来通过学习法律知识可以保护自己又可以帮助他人。就这样，“农民工”苏梅在咨询中心兼职当起了“义工”。每天晚上八、九点从工厂下班后，她便去咨询中心学习、工作到10点半，周日还经常到外面发放宣传资料。

后来，苏梅来北京参加了四个月的培训，学习社区工作方法，学习操作电脑和使用办公软件，还要学习音乐和体育。现在，她是公益组织“同心希望家园”的成员，主要负责北京市的一个民工聚居社区的“爱心超市”，每个月工资有1000多块钱。

“如果以钱为重点，就永远只是像机器一样不停地运转，今天赚1000，明天想赚1200。”虽然比以前在工厂打工赚得少了很多，但苏梅认为自己现在做的这一点点事情很有意义，会影响很多人。

“我的理想是流动群体能平等获得社会权利和资源”，这样的话语从苏梅的嘴里蹦出来，多少让人有些讶异。她说这是因为自己经历过很多不公平的事情，比如做同样的工作，本地人补贴多，过年还发红包，却没有流动人群的份。

1月27号，苏梅去火车站买回家的车票，看到一个“农民工临时售票处”，感觉那里的售票员对农民工的态度很不好。

“为什么一定要叫农民工呢？这是很大的歧视。”苏梅觉得现在社会都认为农民工没素质、没文化，思想道德败坏。“同样是打工的，为什么城里人是工人，我们是农民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