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郑筱萸时代

郑筱萸时代是中国药监系统集权的巅峰时期。当时郑筱萸提出“地标转国标”，即地方可批准的药品批号必须上升到国家药监局批准。

之外就是GMP认证，即药厂的整个企业标准认证，使得制药企业的软、硬件投入达到2000万。该认证系统的实施，使7000-8000家大中小型制药企业，迅速减少到了3000多家。发证单位仍是药监局。

这两个方式，也使得国家药监局权力更加集中。集权往往预示着腐败的滋生，郑筱萸也因此落马。

“郑筱萸时代就是太过放任自己手中的权力，擅自降低审批药品标准，之后被揭发部分药厂虚报药品资料，其中六种是假药。”医药策划专家张继明介绍说。

郑筱萸时代，医药监管失效的现状使得整个医药市场混乱不堪。伴随着一系列关乎公众生命安全的重大医药事故的便是药监官员的相继落马，2005年7月8日，郑被免职仅半月余，国家药监局医疗器械司司长郝和平及妻子付玉清因涉嫌受贿被刑拘;2005年11月，中国药学会咨询服务部主任刘玉辉与中国药学会副秘书长刘永久先后被捕;2006年1月12日，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司长曹文庄、药品注册司化学药品处处长卢爱英、国家药典委员会常务副秘书长王国荣被立案调查;2006年12月22日，已退休一年多的郑筱萸及其妻儿正式被立案调查。

2007年，随着郑筱萸案的终结，药监系统当时的彻查风暴逐渐画上句号。

而事隔将近4年，药监系统的调查再次悄无声息地展开。

“目前药监系统曝出的没有高官，至少说明后郑筱萸时代，在权力约束方面还是有所改观。”一位检察系统人士说，后郑筱萸时代，需要完善的应该是加强某些关键环节官员的监管。如卫良等人就处在这些关键的位置上。

据医药行业资深律师冯云介绍，药品注册司和安全监管司这两个司基本上控制了药品从生产到市场销售和安全使用的各个环节，制药企业不论是研发产品还是仿制药品的生产，必须获得药监局的药品准用批号。通常制药企业为这个批号付出的各种公开费用是200多万，周期为2到3年。为了使批号审批能够通过，或提早拿到批号，药品提前上市，制药企业的收益将扩大化。

“如果缩短周期，减少或降低药品的审批过程中对药品生化、理化等检测宽度，就会存在药品安全问题。”冯云说。(经济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