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手足口病让民权县疾控中心站到了暴风眼儿上。这个机构实在不习惯它的新角色。不仅因为以前少为人重视的缘故，也由于它自身问题重重。它的新任负责人李正云说，基层疾控事业缺钱、缺人、也缺规范。

“关键还是人的问题难解决。”李正云说。面对高峰或未知的手足口病，面对席卷20多个国家的甲型H1N1流感，再次审视他提出的这些问题并非多余之举。

在民权县历史上，罕有像李正云这样的干部，调任竟然受到了全国多家媒体的关注。2月28日，他从县新农合医疗班主任突然转任县疾控中心党委书记。其时，民权县手足口病疫情已经扩散暴发开来，不久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报道成为媒体焦点。他的前任也因此被“严肃处理”去职。留给李正云的，是手足口病疫情和近于失控的疾控机构。

李正云上任后的举动被广泛报道：立即组织干部职工首次见面会，结果是“有人请假，有人迟到”；马上起用两名50多岁的干部，充当消杀、流调科长；要求全单位170多人必须会背手足口病的症状、传播情况等基本知识；在接受卫生部、省疾控专家培训的同时培训乡镇防疫人员，给与必要的、简单的技术指导；绘制全县手足口病发病标记图……

这些工作的开展，对于控制疫情的益处显而易见。不过，李正云真正的“功勋”则被认为是让人们了解了基层疾控中心的实际存在状态。这其中，既包括基层防疫人员专业知识的极度匮乏，也包括基层疾控机构运转混乱和缺钱怠责，还包括“人不少、人才少”的体制环境困境。

按照制度设计，基层的防疫体系由三个环节组成——县疾控中心、乡镇卫生院防保员(防疫保健员)和村医。其中，乡、村为该体系最前哨。然而，据记者了解，由于村医本身多是个体医疗执业者，政府并不给与分毫投入，所以实际上没有动力去完成防疫任务。多数时候，他们主要还是等人上门看病收钱。

另外，许多村医和防疫保健员一样，受到自身素质的限制，在疫情暴发之初，根本分不清手足口病和普通感冒、皮疹的区别，以至于误诊、耽误病情或者漏报，致使模糊疫情频频发生。这两点在民权手足口病中都体现得非常突出，而且即便是这个体系的最顶端——县疾控中心的水平，其实也有些让人担心。

在疫情发生整个过程中，除失责之外，疾控机构备受诟病的还有创收行为。3月18日“中国之声”的报道中提到，民权县疾控中心打着预防手足口病的旗号向村民推销一种叫“伊康初乳胶囊”的保健品。据说，推销一瓶，防疫人员可得到3元好处。后来卫生部的调查称，这种推销行为跟手足口病的防治没有“因果关系”。然而，它的合法合规性仍然受到强烈的质疑。

有民权县疾控中心的人对记者说，某些时候，创收在他们的工作中是第一位的。“防疫站(疾控中心)人多，编制少，普遍吃不饱，全要靠自己想办法。基层就是这个样子。”李正云的到来，对疾控中心是个大利好。他拿来了5万元手足口防治专项资金。这是以前没有过的事儿。

据了解，民权县疾控中心在岗人员180余人,还有离退休人员30余名,每年光工资就需要220万元。去年县里只拨款39.2万元，不足所需全额的20%。往年，这些差额通过二类疫苗收费补充，但是这项收费于去年逐渐取消。于是，疾控中心的日子更加不好过了。想方设法讨生计成为疾控人员的“第一要务”，原本职责反容易被荒怠了。“吃不饱，当然没法打仗了。”有河南省疾控中心领导也比较理解地说。

问题还不仅仅在于钱。据民权县副县长朱华光介绍，疾控中心和县里其他部门一样，严重超编。“本来批的是100个编制，但实际上却有200张口。”他说，以往对疾控这种业务部门财政给得不多，招聘进人也把得不严，所以各种关系的七姑八姨都进了门。起初是招工的名义，之后就是利用机会转干，慢慢就都成了体制内人员。一旦进了门，请出去就不容易了。

这不是民权特有的现象，已经有媒体报道过其他地区的类似情况“基层严重不缺人，严重缺有用的人。”朱华光告诉记者，不少专家在讨论基层如何招到人才、留住人才时，往往偏重于阶层待遇低、福利差等方面，实际上这还有“劣币驱除良币”的机制存在。“不单是精兵强将招不来、留不住的矛盾，而且还有虾兵蟹将赶不走、淘汰不了的问题。”

民权县曾经就教育、卫生等业务领域做过调研，结果是，卫生系统缺乏合格的技术人才。然而，调查后，仍然没有什么变化。“很简单。第一，要这么多人上岗，光工资就得一大笔钱，财政上负担不起；第二，还要清理相同人数下岗，这更是难上加难了。”

李正云和朱华光的话如出一辙。他曾对媒体说，全中心有180人，“能用的，有30人就不错了”，一些人连疫情的聚集、暴发都分不清楚。而现在留下的人员，多数是靠关系调进来的。虽然也有学历职称，但是和疾控都搭不上边，“有技工、助理经济师、助理馆员……”这话似乎给李正云带来了压力。在采访中，他解释说，媒体误解了他的话。他的手下并不是“分不清楚疫情的聚集、暴发”。

在疾控中心大楼前——民权县最好的办公楼之一，大部分由国债转移支付——朱华光不仅对记者感叹，“高楼好起，人难处理啊！” （记者 董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