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看不见的手”新解

《第一财经日报》：有一种观察认为，在中美的贸易金融格局里面，“看不见的手”实现了如下平衡：美国享有利润，而中国收获了就业——这样的判断是否准确？

余永定：上述判断有些道理，但表述不准确。在日前的伯南克报告会上，我们还对他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一位同美国政府关系密切的美国经济学家在评论人民币汇率时指出：‘美国为什么要对人民币大加抱怨呢？人民币升值意味着美国政府债务融资成本的上升，美国购房者按揭费用支付的增加。不要指望人民币升值会增加美国的就业。人民币低估确实会影响就业，但那是其他低成本国家的就业。如果中国的出口减速，美国的成衣和玩具就会外包给马来西亚、洪都拉斯等国家。’您对这种意见有何评论？”伯南克回避正面回答这个问题，只是强调，人民币升值是合乎中国自身利益的。

事实上，我们所提到的“美国经济学家”名叫菲利普斯·斯瓦格尔。他是前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任，现任美国财政部部长助理。他在美国最著名的主流经济研究所之一——“美国事业研究所”（AEI）的官方网站上写道： “如果真的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人民币被低估了27%，美国消费者就是一直在以27%的折扣得到中国所生产的一切；中国就是在购买美国国库券时多付了27%的钱。对此，美国人为什么要抱怨呢？升值将使中国停止大甩卖，美国人将要为他们所购买的一切东西——从鞋到电子产品——付更多的钱。其他国家固然会买下中国不再愿意购买的国库券，美国人也可能会多储蓄一些，但财政部和公众必须支付较高的利息率。人民币升值不但意味着政府的融资成本将会上升，而且意味着美国的房屋购买者必须为催生泡沫的只付利息式按揭花费更多的钱。玩世不恭的人会确信，压中国升值并不是屈服于被误导了的政治压力的结果，而是一种策略。其目的是在牺牲中国利益的基础上，延长美国从中国得到的巨大好处。”斯瓦格尔作为 “圈内人”的这一番讲话难道不是很富于启发性吗？

一个国家从事国际贸易的根本目的有两个：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跨国和跨代的资源优化配置。决定跨国优化配置资源的诸条件并不能决定一国的贸易是顺差还是逆差。从根本上说，一国的贸易差额是一个宏观经济问题，是由一国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资源的跨代优化配置决定的。一个面临年龄老化、国内投资收益偏低的国家，为了熨平代际消费，必须通过取得外国资产的方式进行储蓄。获取外国资产的过程就是资本输出过程。而资本输出的过程就是实现经常项目顺差的过程。

另一方面，作为一个贫穷国家，中国大力引入外资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在每年有500亿美元外资流入的情况下，中国仍保持大量贸易顺差就完全没有道理了。在正常情况下，FDI流入应该转化为相应的贸易逆差而不是外汇储备的增加。把贸易顺差和资本项目顺差转化为外汇储备的增加是资源的严重浪费。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在内需不足但就业压力沉重、国内储蓄充裕但国内金融市场不发达、贸易顺差巨大但中国企业公司治理结构极为不完善的情况下，“双顺差”或许可以看作是一种“次优解”。 “双顺差”已经成为一个结构性问题，我们不能指望能够迅速解决这个问题。中国有资金、有市场，我们应该能够通过增加内需的办法解决就业问题，而并不一定非要以极为不利的贸易条件、靠与其他比中国更为贫困的国家在美国争夺市场的办法来解决就业问题。我们目前面临的两难境地充分揭示了一个基本矛盾：改革相对于开放的严重滞后。只有痛下决心加速改革，理顺各种关系，“双顺差”之类的不合理现象才能消除，中国才能实现经济的平衡稳定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