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个人·说清楚了好在哪里，我就可以仰天长笑了

　　人物周刊： 20多年来您写了几百万字经济散文，写作动力何在？谁是您各类型经济文章的目标读者？

　　张五常：我是1967年开始做佃农理论的，现在的中国经济制度，每个地区都等于是佃农制度，合约安排是一模一样的，从这个意义上说，

　　我的经济散文，是写给普通爱好者看的；我的政策分析文章，是写给北京的朋友看的；我的经济理论文章，是写给科斯和艾智仁他们看的。赞扬或批评，我不是很在意的，科斯和艾智仁对我的思想有偏爱，其它人对我的评价怎样就无足轻重了。从来没有学生能获得这两位大师的日夕训诲，而这个学生竟是一个中国人，天下间哪有这么幸运的事？

　　人物周刊：如果这几百万字只有一个主题的话，您怎么概括这个主题？

　　张五常：彻底清除错误观念是很难的，但是让它早点消逝不困难，我1980年代、1990年代做的，就是做这容易做的事。事实证明我说的是对的。那时，天底下都悲观，只有我一个人乐观。1983年，我说中国将有20年的高速发展期，弗里德曼说，张五常是天底下最乐观的人。可不是吗？批评、说哪里不好是简单的事了，但准确说出好在哪里却很难，不能准确说出这大奇迹如何得以发生，我对自己的学术人生是不满意的。说清楚了这个好，我就可以仰天长笑了。从产权及交易费用的角度看中国的经济改革，精彩之极，只可惜，知道其奥妙者寥寥无几也。

　　人物周刊：1980年代，您的经济文章是一些政府部门负责人决策时的重要参考，那时候是您对中国最用心的时候？

　　张五常：我现在更用心。但我不想领什么功，中国改革的功劳是在共产党，在北京，我不过是个学者，远观庐山，又近距离深入观赏、调查，识得其中的要义。我只是尽一个经济学者的义务，在旁边提点一下。仅此而已。

　　人物周刊：现在部分政府部门决策者本身就是学者，再加上众多海归，可能参考您意见的人少了，是壮志未酬，还是不听就不听，算了？

　　张五常：假如在乎他们听不听得进我说的话，我活不到今天的，早就死了。我尽量写多点文章。同意不同意我的意见，其实是无所谓的。那时候我的意见不管被不被参考，我都还看得清楚，大方向是正确的。但是现在，提供决策参考的，是那些从外国回来的人，那些搞博弈理论的人，要从外国搬回来那一套。这是个大问题。

　　人物周刊：现在中国的经济制度，天底下，是您看得最清楚？

　　张五常：对于中国的经济制度，跟踪了那么多年，多知道一点是应该的，可以不谦虚地说，我比我认识的所有人都知道得多。

　　人物周刊：您的经济推断很少出错？您认为应该让谁来判断经济学者各式各样的理论呢？在我们的感觉里，有些经济学者的理论空洞无物。

　　张五常：不是没有错过，是比别人错得少。在经济实践上，中国要重视的是制度，不是“主义”或什么“经济理论”。因为有不是经济学的经济“理论”，有经济学的谬论，也有对中国问题无足轻重的经济学，不要被误导。中国改革付不起这个奢侈的代价。

　　人物周刊：在采访中，我们经常发现，有些地方官员好像只是为了维护“理论”，不是为了解决实践中的新问题，在您对中国的调查中，是否有类似的感触？

　　张五常：要从多方面看这个问题。说的和做的并不是一致的，可能说得左，做得右，也可能说得右，做得左。很多人让我评价这个会议那个会议，我说我不清楚，说是一套，做的可能又是另一套。真假难辨。有的是说了和没说一样。不许外国人买房子，还不是照买，银行也是莫名其妙，规定港币不能拿出来，也不可以换人民币，但是很多人还是照做的。所以，仅仅从会议上了解信息是不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