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有利于全球气候进程的大局
“现在发展中国家要提出更高的要求，对发达国家保持一定压力是必要的，否则它们不会承担应尽的减排责任。现在国际舆论大谈中国和印度的责任，这是不对称的，这是历史责任，是发达国家造成的，它们不尽最大责任，我们认为这是不合适的。”
日前，由中国民间气候变化行动网络举办的一个气候谈判工作坊上，中国政府气候变化谈判代表团成员、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副院长邹骥作上述表示。
“在谈判中妥协是必要的，但在根本问题上不能含糊、不能动摇。如果动摇了，实际上不利于整个全球气候进程的大局。”已经做了10年谈判工作的邹骥说。
邹骥认为，对外，在争取国际规则的形成、利益的分配、排放权益的分配上，要寸土必争；对内，要认真落实好节能减排工作，去储备我们的技术研发，去改变我们的政策。“坚持做好这两点，方向就是对的”。
在今年9月于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国家主席胡锦涛宣布，中国争取到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有显著下降。
“胡锦涛主席这一表态是又往前走了一大步，过去谈判时是要谈很多条件才会说出这样的话的，这次胡主席主动说了。”邹骥说。
但据邹骥透露，仅过了一天，就有西方国家气候大臣打电话过来，说他们算了算，你们的碳排放下降额度应该是多少多少。而在随后的巴塞罗那谈判中，也开始让中国报减排数。
邹骥认为，这就是多米诺骨牌效应，让了一步，他们就要求两步。他们自己的责任可以避实就虚，说得少一些，你的责任他们不会放过，这就是国际谈判的规律。实际上欧盟、美国的减排量远远达不到《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对它们的要求。
中国全球气候谈判代表、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吕学都对此有类似感受：“发展中国家提出要资金、要技术，但发达国家不答理。一不想出钱，二不想出技术，要谈就总提要求、要发展中国家减排多少。这与《公约》精神背道而驰。”
“中国有些学者，甚至官员曾说，中国答应一个峰值也没什么了不起，我们自己能做得到嘛！但我认为这种观点就是缺乏对国际谈判规律、国际利益分割规律、国际权益分配规律的认识。”邹骥表示。
邹骥认为，适应问题主要受到发展中国家的关注，因为他们最脆弱。它们的诉求是要求发达国家拿出资金、技术来帮助它们进行能力建设，帮助它们适应。
发展中国家要减排，为什么非要发达国家来援助呢？对此，邹骥表示，这还得回顾《公约》第七条，发展中国家所作的任何一个努力或者它们能够履行公约的程度，取决于发达国家提供援助的程度。这还是历史责任问题。
对于技术转让问题，中国希望在体制机制上落到实处。因为从1992年签署《公约》以来，技术转让进展非常缓慢。另外，中国希望建立多边的基金，首先希望发达国家用公有资金共建一个基金，再配合若干政策措施，撬动私营部门的基金，去影响资本市场、碳市场，以及技术市场，从而促进环境友好技术的研发、示范和转让。
“中国的这套技术转让建议应该说是合情合理的，也是正确的方向。但这样的建议遭到冷遇，发达国家基本不愿意去谈。资金的问题也很类似，它们总讨论没有的钱花在哪儿，不谈这些钱从哪里来。我就跟它们说，这种做法就类似中国所说的‘水中捞月’、‘画饼充饥’。”邹骥说。
离哥本哈根谈判时间很近了，但邹骥感觉并没看到有实质性进展的迹象。“在这种问题上，均衡是非常脆弱、非常微妙的。”
“胡锦涛主席已经代表中国表态了，但对于国际媒体，在它们的价值观下、在它们的利益格局下和规则下，由他们来评判，不要寄望于他们去说公道话、为你说好话。中国的媒体要有自己的本位，有自己的声音。”邹骥说。
邹骥表示，中国国内切切实实在搞节能减排，并为此关闭很多万千瓦的小机组，有一些人为此下岗。在四万亿救市计划中，也有很大一部分投进去了。“哪个国家做到这一点了？！我们到那儿不是争自己不减排，不是争自己不关注全球气候，而是争自己的权益。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完全有理由采取一个非常强硬的态度。”
事实上，就在刚刚过去的11月26日，中国政府正式宣布了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行动目标，到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至45%。
邹骥表示，对有些事情的讨论在大的背景下要平衡，如果讨论中国的碳强度，同时就要讨论美国、欧盟的碳强度；在讨论中国碳强度减少时，也应讨论中国的技术需求、资金需求。“报道要平衡，这才给世人一个全景。”
吕学都同时是联合国CDM(清洁发展机制)执行理事会候补委员。
对于CDM的前景，吕学都表示，各方对利用市场机制(CDM、排放贸易等)以较低的成本完成减排义务，原则上没有异议；对改革CDM以提高效率，没有原则异议。未来将需要继续就CDM的改革和发展进行谈判，重点是提高CDM执行效率和可预见性。
同时中国也在拿出资金推进这项工作，“比如我们已经为非洲、亚太做过两次CDM培训班，把中国的经验和教训告诉它们，‘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中国还派了专家到非洲教它们如何做CDM。”吕学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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