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被视为就业形势严峻的一年。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大学生就业这么难，又该如何解决这个难题？新年到来之际，《中国新闻周刊》就此专访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郑功成长期从事社会保障、劳动就业及与民生相关领域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是国内著名的社保与就业问题专家。

就业难不是扩招惹的祸

中国新闻周刊：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年年都存在，今年尤为突出，你怎么看？

郑功成：相对于上世纪，近年来大学生人数是在不断增长，这毫无疑问将影响到大学生的就业去向。比如，我们这一代人在上世纪80年代初上大学，每年招生数量仅20多万人，上大学时学费很低，毕业后实行包分配，多数同学被直接分配到中央与省级机关做公务员或公职人员。近十年扩招后，每年招生人数已经增长到近600万人，家庭投入的高等教育成本日益升高，对子女就业的期望自然伴随教育投资的增长而提高，这是一种客观反映，但政府不再对高校毕业生就业实行包办，而是必须适应就业的市场化并参与就业市场竞争。虽然我国高等教育已经从精英教育进入了大众化教育阶段，但家长与大学生个人仍然始终对毕业后的就业抱着高期望值。当这种高期望值与现实中的就业岗位和机会存在落差时，大学生就可能陷入难以就业的处境。

然而，我一直认为，当前大学生的就业难并不是扩招惹的祸。打个比方说，我国有3亿农村家庭，现在已经进入了21世纪，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了30年，每个农村家庭看上彩色电视机应当是生活条件得到改善的必要标志，同时我们每年能够生产2000万台彩电。但农村有的家庭买不起彩电，有的地方没有电，有的地方缺乏接收设备，等等，导致本该用上彩电的农村家庭，由于种种原因看不上彩电，2000万台彩电也卖不出去，这种情形只能表明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却不能说明彩电生产过多、过剩。

同样，我们现在的大学生人数虽然在持续增长，却绝对不等于大学生多了。一个13亿人口的国家，一个正在快速工业化、现代化的国家，一年有600万新增大学毕业生，这个规模并不算大。特别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在我国劳动者队伍中所占比重不到5%，这不要说在发达国家，即使是在新兴工业化国家也是相当低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大学生不是多了，而是太少。应当看到，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者在整个劳动者队伍中所占比例偏低的格局，正在日益制约着我国产业升级和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提升。因此，我认为还应该进一步发展高等教育，继续扩大招生规模，为国家的快速工业化、现代化培养更多高素质的专业人才。

就业难的原因

中国新闻周刊：既然大学生还不够多，而当前大学生就业确实越来越困难，你认为导致大学生就业难的原因有哪些？

郑功成：还是拿刚才的彩电打比方，彩电要卖到农村去，首先必须要通电，要有接收信号的天线，如果基本条件都不能满足，即使农村居民想看彩电也应当看到彩电，即使彩电的生产数量并不是真正过剩，彩电也卖不出去，也会出现虚假的过剩现象，这不能责怪工厂生产太多了。因此，要真正解决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就要通过产业升级和促进城乡与地区协调发展等多种手段，来创造更多适合大学生就业的岗位，同时通过完善相应的制度环境来奠定公平就业的基石。

大学生就业难，关键还是就业空间因落后的经济增长模式与相关制度安排的缺失而受到严重的局限与束缚。打比方说，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多大学生报考公务员？毫无疑问，公务员饭碗稳定，劳动关系比较规范，养老和医疗等都有保障，只要一进公务员队伍，便不再有生活风险与各种后顾之忧。如果是去农村，或者去民营企业工作，或者个人创业，就很难享受到同样的待遇，就缺乏生活安全保障。所以，这要从我们的制度上找原因。

中国新闻周刊：制度上的原因主要有哪些？

郑功成：具体来说，大学生就业难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原因：

首先，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大学生的就业空间就受到限制，大学生一走出校门就处于不公平的状态。社会保障制度应当解除所有劳动者的后顾之忧，但这一点现在并没有做到，一个残缺的社会保障体系必然造成不公的就业环境。因此，社会保障越健全的单位，越受大学生的追捧。同一个班级的同学一走出校园到不同的单位工作，福利保障的差异就异常巨大，从这个角度讲，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步伐应该加快，它是促进大学生就业空间扩充的基础性工程。

其次，我国的就业市场还不是一个公平的市场，各种歧视与失范现象仍然较为严重。如果就业市场是公平的，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就可能是其自身的问题。但是在现实的就业市场中，不公平因素却有很多，比如有关系的人占据了待遇优厚与有福利保障的岗位，或者进入垄断企业工作，学历本位与关系本位的影响深厚，这种失范与不公平性实际上损害了大学生和就业岗位的有效匹配，这些非正常、非公平的因素破坏了就业市场的公平性，造成了就业“错位”，而人际关系客观上在我国现阶段的就业中仍然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再者，我国的经济结构也存在问题。目前我国低层次的产业结构升级缓慢，总体上符合高素质劳动者的岗位偏少，这些就业岗位的增长相对于整个劳动岗位的增长速度偏低，这与当前我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产业升级过慢有直接关系。上世纪80年代，我国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可以创造出200多万个就业岗位，到90年代降低到100多万个就业岗位，进入本世纪后，同一指标持续下降到80万个以下。现在的经济增长模式和产业结构，直接导致我国就业市场的两个滞后：就业岗位增长滞后于经济增长；能够满足高素质劳动者需求的就业岗位增长又滞后于整个就业岗位的增长。

第四，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限制了大学生的就业空间。如果城乡协调发展，那大学毕业生就不一定要呆在城区，也可以去郊区与乡村、去基层。但现在的情况是，大学生都往沿海发达城市集中。我去新疆、宁夏调研，发现那里其实很缺大学生。在西部地区，相当一部分法官并没有通过国家司法考试。比如西部地区某市一年有5个法官通过了司法考试，但最后全部辞职去了沿海地区。地区发展失衡与西部地区待遇差，事业发展前景受限是大学生不愿意就业的主要原因。

最后，片面的人才观、用人观及其所造成的学历崇拜与学历歧视现象并存,也直接降低了大学毕业生与就业机会的有效匹配，并造成了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扭曲了正常的人力资本投资行为。比方说，有的高校在招聘老师时，不仅要看博士毕业学校，还要看本科学校，如果本科读的是三流大学，即便博士时是一流大学毕业，也会一棍子打死不予录用。还有体制问题，如一些本来可以释放的工作岗位却因所谓事业单位编制限制而不能变成正常的工作岗位，等等。

就业机会的不公平不仅表现在大学生之间,也表现在大学生群体与其他群体之间。正是由于有关部门未能有效地维护就业市场的公平竞争，导致了本来应当最有就业竞争力的大学毕业生反而成了特殊的就业弱势群体，这是就业市场异化的直接结果。

中国新闻周刊：对于今年的就业形势，你有何预测？

郑功成：今年的就业形势会更为严峻。金融风暴已经波及到一些出口企业，并在向其他实体经济延伸。它导致的后果首先是裁员不可避免，其次是打击了投资者的发展信心，尽管一些企业没有受到金融风暴直接冲击，但由于预期悲观，也会减少雇员，或者推迟增聘员工的计划，这进一步加剧了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但是从长期来说，即便金融风暴过去了，如果前述五个问题不解决，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将年年如是。因此，当前既要有治标之术，更要有治本之策，要在治本方面下真功夫、下大功夫、下苦功夫。

政府应维护劳动就业市场的公平与公正

中国新闻周刊：在大学生就业问题上，政府可以有哪些作为？

郑功成：就长远而言，政府必须要为大学生参与就业市场的公平竞争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与制度安排，创造并维护劳动就业市场的公平与公正是对大学生就业的最大支持与最好保护。如果能确立这一政策并落实到具体的实践中，受益的将不仅仅是大学生，而是所有的劳动者。

眼下一个最紧迫的问题是，社会保障必须强力推进。这涉及到责任分担的问题，就是政府要多掏钱，不能够都推到企业和个人身上。与国际水平相比，目前我国的社保、医保中，个人和企业的缴费比例偏高。比如，养老保险是单位20%，个人8%，二者合计28%，如果再加上失业保险、工伤保险、住房公积金等，单位和个人所支付的费用就相当于工资额的一半左右。这一比例可能是全世界最高的。因此，尽快推进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全国统筹，不仅是实现劳动者自由流动并有利大学生公平就业的政策取向，也是扩大覆盖面和降低费率的前提条件。

实际上，建立健全的社保体制事实上是一箭多雕的。它是实现国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基本途径，不仅给国民以安全感，同时还能刺激消费、促进经济增长模式转型。比如现在遭遇国际金融危机，国内消费低迷，与社保制度不健全、后顾之忧繁多直接相关，一个生活风险倍增又因缺乏相应保障制度安排没有安全感，如何能够放心消费呢？

建立全国性社保体系的困难在于，目前尚未真正达成共识，对健全社保体系尤其是如何健全社保体系存在分歧。一是对社会保障存在模糊认识，不仅没有将其看作是促进发展和稳定的手段，而且简单地视其为国家负担与财政负担；二是既得利益者不愿意让此前没有社保的国民参与分享，担心这会摊薄他们现有的福利水平。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保改革确实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总体而言仍然严重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今天，社保事实上已经成为抑制消费、影响经济发展战略转型的重大因素，这应当是一个深刻的教训。近几年来中央正在加大投入、加快这一制度建设步伐，对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等重大问题有了相对明确的取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也在加快审议《社会保险法》，一旦在2009年获得通过，所有工作者都将能享受到养老、医疗、工伤等社会保险。当然，这一法律在短期内还不会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但能够给人以稳定的安全预期。

此外，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步伐也需要加快。政府主导下的产业升级，关键在于扶持什么、淘汰什么？比如政府宣布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就应当与就业岗位的增长数量密切挂勾，同时淘汰一批低层次、高能耗的产业，扶持一批能够吸纳高素质劳动者的高层次产业。政府在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上，眼光应该放得更长远，应当用三年左右的时间来解决制度、体制与机制上的问题，搞好基础工程建设，创造并维护公平就业环境，鼓励创业与优待到欠发达地区及乡村工作的毕业生，只有在长久制度安排上下功夫，大学生就业问题才不至于每年都成为大问题。（来源：《中国新闻周刊》杨正莲周政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