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带来中国出国潮。30年来，已有各类出国留学人员121.17万，形成巨大海外人才储备。近年，归国潮渐成气候。本报记者 张国摄

2006年，在年轻的生物学家沈月全举家回国到南开大学任职之前，朋友们办了一个告别聚会。海外游子们举起酒杯，衷心祝贺这位朋友在祖国找到了好归宿。

这不禁让他想起2000年抵达美国时的情景。那时候，如果听说哪个留美中国学生要回国，大家的眼光是诧异的——“怎么会想回去呢？”

然而，仅仅过了6年，这位学者蓦然发现，回国已是留学生们谈论最多的话题之一。

2008年7月，美国《科学》杂志发表题为《美国研究生教育：头号博士培养学校现在来自中国》的文章，指出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已经成为“最肥沃的美国博士培养基地”。然而，与此同时，另一种现象也开始成为趋势——留学回国人员的数量越来越多，其中不乏国外知名学府的博士生。

中西部地区同样感受到归国热

美国《科学》杂志的文章是基于一份报告写成的。2008年7月，一份名为《美国大学博士学位获得者综合报告》显示，全世界“出产”当今美国博士最多的3所大学分别是清华大学（571人）、北京大学（507人）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427人）。

其实，这些学校一方面顶着“留美预备校”的头衔，一方面也成为海归们最青睐和最集中的机构。

比如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据该院主页数据显示，截至2007年9月，该院100余名全职教研人员中，60％以上的教师在世界知名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而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134名全职教师中，绝大多数教师有在国外学习研究的经历。

据教育部统计，在我国的教育、科研领域，77％的高等学校校长、84％的中国科学院院士、75％的中国工程院院士、62％的博士生导师和71％的国家级教学研究基地（中心）主任有出国留学的经历。一大批优秀留学回国人员已成为我国科技、教育、经济、文化等领域的领军人物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生力军。

在某些区域，海归们已经到了扎堆的程度。中关村管委会副主任夏颖奇说，2007年，中关村科技园区吸引了海外留学人员1200人，创办海归企业540家。目前园区海归企业累计达到4200家，海归人员留在园区的有9800多人。“中关村的海外留学群体已成为园区最具自主创新能力和创业精神的中坚力量。”

沿海地区自然是吸引留学人员的热点地区。据不完全统计，2004年至2006年间，到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担任全职教职工作的海归博士至少有20人。

中西部地区也感受到了归国热。地处中部省份的湖南大学人力资源处一位工作人员表示，近5年来，湖南大学收到来自海外留学人员谋求教职的简历逐年递增，“5年前，一年才几份，几乎没有来自世界知名大学的。但自2007年起，我们收到的四五十份简历中，有一部分是来自世界知名大学的博士。”

地处中国西南的四川成都高新区流传着一则轶闻：高新区创办伊始，成都市有关领导对高新区一位管理者说，什么时候能请10桌海归吃饭就好了。没想到的是，一年后，高新区请海归吃饭，坐了满满一屋子，有几百人。

成都高新区技术创新服务中心主任林涛说，从1998年8月成都留学人员创业园成立开始，这个国家人事部与地方政府共建的首家留学人员创业园，就吸引了上万名海归前来咨询考察，240多名海归创办了216家企业，1000多名海归在这里汇聚。

国外发展也有瓶颈

2006年年底，沈月全放弃崭新的芝加哥大学研究助理教授聘书，带着太太和女儿回到中国。南开大学请他任特聘教授，临时腾出了一间旧实验室。眼下，34岁的沈月全是中国“973计划”最年轻的首席科学家之一，一个3000万元经费的项目由他主持，天津市蛋白质科学重点实验室归他负责。虽然薪资不比国外，但发展空间却比国外大很多。

接到国内聘书后，沈月全立即联系律师，放弃了已经取得的美国绿卡。一年多来，还没有什么让他为这个决定感到后悔，“工作和生活都按照自己的设想在进行”。

如果还在国外，沈月全教授能够设想的道路大致是：一切顺利的话，希望向美国国立卫生院申请一笔每年25万美元的经费，过几年可能建起一个独立的实验室，然后等待取得终身教职。

但是，他在做博士后时就发现，美国的科研投入明显减少，生命科学领域申请基金的难度越来越大，高校和研究机构的空缺职位越来越少。这无疑影响了留学生在美国的发展。

而对于国外发展的限制，清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何平也深有感触，他1997年从清华大学本科毕业，2004年拿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留美的日子里，他是全世界顶尖竞争者中优秀的一员，杰出的表现为他赢得了接触重要课题的机会。但何平说，那显然是有限的，即使在学校，中国人也不可能直接学习到最机密的内容。

何平发现，在经济与金融领域，留美的中国人常常从事着与数量化和数学密切相关的工作，而经济学中一些具有方向性、思想性、容易出成果的领域依然是美国人的天下。

“这就是学术产业化”，他说，“就像资本主义国家会把高能耗高污染产业转移到国外，那些在他们看来不可能再对生产力发展有革命性影响的学科，就让给外国人去做，而更有价值的领域，比如生命科学以及社会科学中的一些重要科目当然要由他们自己的人去占领了。”

全国政协委员、启明星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严望佳在接受有关媒体采访时认为，在美国，博士工作的选择其实是很有限的。“博士毕业后基本固定为在学校教书搞科研，然后做副教授、教授，很确定的成长路线。”

她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取得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穆尔工程学院计算机系博士学位，随后选择归国创业。

但回国后他们发现机遇确实不一样。何平说，他一回国就能接触到非常重要的课题，对于做经济金融的学者来说，国内有很多领域等待他们去开发。“可以说我国的经济转型非常成功，这种成功伴随着经济结构、经济理论的创新；而且，在自己的国家做研究，不但亲切，还能感觉到我是被重视的。”

在信息安全领域的创业，也让严望佳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种成功不仅让她获得了中关村科技园区“十佳”优秀创业者奖，而且成为了全国政协委员，并担任着全国青联委员、北京市工商联副会长等多项社会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