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重心应移出“投资增长”

10月6日，澳大利亚央行率先加息，预示着全球经济正步入企稳反弹的轨道。

此举也引发了全球有关“临时性”的危机救市政策是否应该退出的议论。而中国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一直坚持“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伴随着国内经济回暖，中国“救市政策”何时退出备受世界各国关注。

“对于这一问题，我们IMF建议，中国应继续刺激消费,明年2010年中国政府依然需要积极的财政政策来继续施行既定政策，即使赤字财政的规模达到GDP的5%，对中国来说也是能够承受的。”费达翰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我们注意到，财政措施对刺激居民消费已有所帮助，比如消费券的发放，降低消费税收征收，医疗保险投入，低收入者的住房保障以及劳动力政策等等，但力度和效果仍显不足。”

在费达翰看来，明年的中国政府财政收入增长应该维持在20%左右，而让财政支出增长维持在24%左右。财政政策的重点应该着重降低居民的预防性储蓄，通过强化各类社会保障功能，让居民在无后顾之忧的情况下扩大消费。

根据IMF的统计数据显示：近年来，中国的家庭储蓄比例一直很高，达到30%左右，而能否降低居民预防性储蓄的关键是中国政府能否在包括重大疾病医疗、养老金全覆盖、公立教育的财政投入上有更大的作为。

与积极财政政策相比，中国的货币政策走向似乎更受各界关注。费达翰认为，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得中国今年的固定资产投资猛增。即使按照通常年份和国际标准来看，中国依靠投资的GDP占比达到44%，也是相当高的，这样的增长实际上并不能创造足够多的就业机会。与此同时，更造成了包括水泥、粗钢、汽车、电脑等在内的众多领域的产能过剩。

IMF提示中国经济四大风险

“中国实际宽松的货币政策应该在出现明显复苏迹象之后进行收缩调整。伴随着年初的增值税减免，实际宽松的货币政策已经使融资成本降低，进一步刺激了投资，如果把资金投向本来就产能过剩的行业，那么这就会增加信贷扩张的风险。”费达翰说。

由于今年央行已经放出了大量信贷资金，而中长期贷款又占其主要部分，因此费达翰认为，货币政策的退出需要寻求“平滑”的机制，以免过于猛烈致使风险加剧。除了提高利率之外，提高国定资产投资企业的能源、水等生产要素价格，并要求国有企业扩大上缴财政利润比例也应该列入考虑。

考虑到防微杜渐，费达翰认为，中国经济依然面临着一些不确定性，主要体现在四大方面：首先，外需能否在短期内恢复尚不确定；其次，短期的财政刺激政策能否使得长期低速增长的居民消费有强劲增长；第三，固定资产投资风险和收益仍待考察，银行应该对信贷质量下降做好充分的准备；第四，由于受到上述各类挑战，中国经济改革的日程表可能会推迟，不利于经济结构调整。

不过，“中国政府既然有能力应对金融危机的挑战，同样也有能力寻求到一种较为合适的退出机制，以最终实现国内经济协调均衡发展。”费达翰这样告诉《中国经济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