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 张立群

花旗集团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 沈明高

苏格兰皇家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 Ben Simpfendorfer(贝哲民)

社科院金融所货币理论与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杨涛

今年以来，在政府大规模财政刺激下中国经济增长取得了较好的成绩。然而，单纯依靠政府公共投资支撑的经济增长难以持续。与此同时，一旦欧美等经济体复苏步履蹒跚，中国经济也很难再搭上外需增长的便车。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进行经济增长结构的调整，鼓励民间投资和私人消费，对于我国经济可持续增长有着重要意义。

经济结构性调整需要中长期政策

上海证券报：今年以来，按照“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总体要求，国家制订和出台了一系列产业调整、结构调整的政策措施。你觉得这些措施效果如何？对GDP的拉升、经济结构调整起到了哪些作用？我国经济目前仍存在哪些结构性问题？

张立群：我觉得刺激经济的这一揽子计划最主要的作用是，支持中国经济较快地进入回升轨道，这在第二季度经济增长的实例中表现得很鲜明：二季度我国GDP增长提高到7.9%，国内需求增长明显加快，消费也比较活跃，特别是在消费结构升级、汽车和住房的购买等方面表现得最为鲜明。所有这些都和“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一揽子计划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

从中国经济增长来看，目前最主要的问题还是经济增长速度的问题，这是一个短期问题，也是最紧迫的问题。而结构问题应该说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它需要通过一些中长期的政策和措施来逐步加以解决。现在并不是说我们的经济结构问题在经济回调的过程中表现得更为突出了，而是说这种经济回调过程可能是经济结构回调的一个契机，要把它把握住。所以现在对于结构方面的问题，不是认识这些问题在当前怎么加剧，而是认识如何把握这个机遇加快结构调整。

沈明高：就“保增长”的目标而言，目前中国GDP增长高于市场预期，今年年初市场预期今年GDP增长“保八”比较困难，但是现在市场普遍认为“保八”还是没有问题的。我们预计今年中国GDP增长为8.7%，超过政府年初时设定的目标。调整整体经济增长结构，需要把原来依靠投资、出口转为依靠消费。“扩内需”的话，从扩大投资的角度来看，目前已超额完成该项任务，而问题在于内需的不平衡在加剧，消费的不平衡和比重也在下降。需要指出的是，“扩内需”不能单边突进，必须投资和消费一起推动，否则未来产能过剩等压力会更加明显。

贝哲民：中国经济增长正在加速，但增长质量令人担忧。对于目前的挑战，财政刺激只能提供一个暂时的解决方案，国内需求必须弥补外需下降带来的缺口。上世纪90年代的经验很有借鉴意义。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政府也开始着手于财政刺激以恢复经济增长，但是，中国经济恢复增长并非由于财政刺激的单一作用，而主要是由于进行了结构性的改革。包括房产私有化、加入世贸组织、国有企业改革、以及电子制造外包服务等。

就目前而言也是如此，单一的财政刺激并不能维持可持续的经济恢复，政府政策必须致力于类似90年代的那种经济结构改革。私人消费最终需要在经济增长中占据重要地位，尤其是农村地区私人消费。然而，中国的财政刺激似乎要持续很多年，并非几个月，这样中国经济再平衡过程中仍可能存在就业率和收入增长下降的风险。

政策调整应关注经济增长质量

上海证券报：国务院常务会议1日通过了抑制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引导产业健康发展的决议。这是否说明目前的宏观调控政策重心有所转移？这对应对产能过剩、重复建设将起到怎样的效果？

张立群： 抑制过剩产能是抓住机遇、优化结构调整的一个重要举措。在目前的产业发展中，一个是市场在起作用，另外一个是政府的作用最近正在强化，特别是4万亿元投资、以及各级地方政府的投资，在“保增长”的过程中，政府的参与程度是在提高的。政府的投资可能会导致未来不顾市场销售情况的重复建设，因此国务院会议要抑制这些产能过剩行业的建设，我个人理解，主要是针对各级政府的投资行为，使这些投资进一步用在刀刃上，不要出现低水平的重复建设，这对提高政府投资的效益也是非常关键的。

沈明高：现在更重要的问题是如何解决产能过剩问题。我们的担忧在于，处理产能过剩的过程中也存在着挤出私人投资的风险，这与“调结构”的方向其实是相违背的。比如，部分地区出现的大企业不断兼并小企业、成为更大企业，国有并购私营企业，或通过环境污染标准等指标来关闭中小企业等，易出现“国进民退”的问题，这从长期来看也不利于鼓励民间和私营投资。从政府的角度来讲，政府应该创造一些条件，让市场来淘汰一批落后产能行业企业，尤其在新批准项目时一定要考虑到产能过剩问题。

贝哲民：目前经济政策调整应关注于经济增长质量、而非经济增速。过度关注于经济增速，就会存在政策强调重工业和房地产业投资的风险。令人感到鼓舞的是，中央政府已经注意到强调经济增速而非质量的风险。中央政府也致力于通过更为广泛的包括社会的、环境的、经济的多重标准来衡量地方政府表现，而非单一的经济增速。有关把依赖外需转为内需的经济结构再平衡的讨论很多，然而，中国经济同时也需要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的再平衡。迄今为止，中国服务业仍很不发达，相对于其他经济体而言，中国服务业占GDP比重为40%，而韩国、台湾地区、香港地区则分别为50%、70%、90%。

杨涛：近期的种种迹象表明，目前的国家宏观调控重心确实在发生转移，主要是从前阶段的扩大投资的总量政策为主，转为结构调整为主。这表现在几方面：一是信贷政策开始更多地考虑所支持的行业结构问题；二是产业政策开始有针对性地调整结构，如环保政策开始加强对“两高一资”项目的制约；三是财政政策更重视结构性目标，如更加支持扩大消费、节能减排、科技创新。应该说，这些政策对于抑制重复建设会起到重要作用。但是，在当前各地方的上项目——增加产能——增加财政收入——保障就业——政府业绩的逻辑思路下，短期内还难以改变产业失衡的传统难题。

配套政策建立对民营友好的投资环境

上海证券报：随着宏观调控朝“调整结构”方向转变，市场对于宏观经济的运行出现了新的忧虑：目前消费虽然保持快速增长，但还无法单独承担起支撑经济增长的重担，而出口虽然在趋势上有所好转但远未走出困境。而在以政府主导的投资高速增长后，若民间投资无法及时跟进，投资增速下降可能无法避免，中国经济复苏的动能或许会有所下降，你对这些问题如何看？经济回升过程是否将出现反复？

张立群：我认为经济在回升过程中是不会出现反复的。7月份的经济指标可能和人们的预期有些差异，这导致人们担忧经济回升的势头是否稳固、回升的力度是否减弱，这个担忧也导致对经济回升信心的影响，近期股市回调正是信心受挫的很好例证。7月份指标表面上看，经济回升的动力在减弱，实际上有多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第二季度回升的力度是相当强的，在这个基础上，回升变的稳一些也是在意料之中的。第二，我们也应该看到外需减少的幅度是相当大的，去年我国的出口增长了17.2%，今年1—7月是-22%，这两个比较起来，实际上是比去年回落了30多个百分点，出口在整个总需求中占到30%的比重，它下降30多个百分点，就需要其他70%的内需提高相应的幅度，才能使总需求的增长幅度和去年大体相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总需求的增长比去年还要低一些，今年上半年我国GDP增长是7.1%，而去年全年GDP增长是9%，所以现在还要进一步扩大内需，而扩大内需还需要有时间，在这个过程中，对中国经济的回升还应该有充分的信心，支持中国经济回升的因素正在加快准备中，这主要表现在消费结构升级以及其带动下的汽车、房地产、城市建设的加快发展，以及这一块加快发展带来的订单对多个产业的拉动。如果这个因素通过累积充分释放的话，中国经济肯定会进入一个比较快的增长。

沈明高：我们通过研究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等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经验发现，它们在早期也是投资拉动为主，消费占GDP份额呈下降状态，但是当它们经济发展到了一定阶段，投资的动能就会不足。这可能有好几个原因，一方面外需下降；一方面扭曲的结构增长下存在一种内在的牵制力量使得这种不平衡不能持续；还有，当人均GDP达到一定水平之后，居民消费实力在明显上升，这会使得投资为主的增长转向以消费为主的增长。

中国沿海地区自2004年以来消费占GDP比重一直趋于稳定，并没有像全国数字那样继续下行，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沿海地区过度投资的空间较小，投资增长相对放缓，经济发展必然偏向消费。我认为，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沿海地区有可能率先进入消费增长较快的阶段。沿海地区GDP占中国GDP的60%。如果沿海地区率先实现经济增长结构转型，这对中国经济结构调整来讲也是一个重要的主导力量。政府会不会出台一些配合刺激消费相关的政策，这是影响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