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宏观经济问题的思路

针对当前国民经济存在的问题，应适时利用货币和财政政策手段，对信贷、投资、物价、贸易进行必要的管理，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同时，应利用当前国民经济环境比较宽松的有利时机，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深化结构性、体制性问题的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关于金融结构问题。应按照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所提出的改善金融结构的精神，多发展一些地方性的中小金融机构，支持劳动密集型中小型企业和农户，多创造就业机会，以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发展现代农业，缩小城乡差距。逐步放开利率，让贷款和储蓄利率达到应有的水平，消除储蓄者补贴富有的大企业的问题。储蓄者能从其储蓄中获得应有的回报，也可以减少目前大量民众进入股市的现象。

关于资源税费问题。资源税费应该调高到合理水平。美国陆上石油开采的权益金是12%，海上石油开采是15%，而且当石油价格高到一定程度之后还要交暴利税。在发达国家，通常自然资源开采中超过50%的收益是交给国家的。

关于行政垄断问题。垄断行业应该放开的就要放开；如果确实不能放开，则要加强对其价格、成本和收益分配的监管。

关于投资增长过快、消费相对不足问题。如果经由中小企业的发展，多创造就业机会，改善收入分配，应当能够提高消费倾向，使投资的比例降低到比较合理的水平。另外，也应相机修改外资优惠政策，不再以资金的量作为实行优惠政策的依据，改为根据技术和管理水平以及区域发展的需要来制定鼓励投资的政策。

关于投资“潮涌现象”问题。发展中国家政府的宏观管理职能，应包括如何避免投资周期性地向某些产业过度集中的情形。政府对产业升级应该有指导，比如规定准入的技术和自有资金条件等，避免企业过度依靠银行贷款投资和许多条件不足的企业进入；适时发布产业投资状况和未来供需状况的信息，作为企业投资的参考。

关于“双盈余”问题。这个现象可能会长期存在，使人民币不断面临升值压力。实际上，当2003年和2004年人们认为人民币应该升值时，我国外贸盈余的绝对量与1998年和1999年差不多，而那时国际上却普遍认为人民币应该贬值。更何况，我国经常账户盈余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2003年只有1.7%，2004年为3.4%；同期日本为3.7%，新加坡为19.8%，韩国为4.2%，马来西亚为3.7%，泰国为4%多，都比我国高，可国际上并没有认为他们的货币应大幅升值。所以，人民币汇率问题并非汇率严重偏离均衡汇率引起的。但无可讳言，现在我国承受的压力很大。问题是人民币汇率大幅升值是不是就能解决问题？答案是否定的。现在投机人民币升值，大量热钱涌进来，推动了资产价格高涨。但从台湾地区和日本80年代中期的经验看，由于资产价格已被炒起来，国内资金继续跟进，虽然汇率大幅升值，但资产价格还是会一路飙升的。其次，即使汇率大幅升值，因为经常账户盈余是结构性的，是国内产能过剩加上美国储蓄不足造成的，这种结构性问题靠价格难于调整。在汇率升值初期，出口可能有所减少，但会使国内产能过剩的情形更加严重，价格下跌，甚至出现通货紧缩。价格下跌会抵消汇率升值对真实价格的影响，经常账户盈余会恢复到升值前的水平。日本和台湾地区都在汇率大幅升值后一两年，外贸盈余又回到以前水平甚至更高。所以，汇率大幅升值会使国内经济付出巨大代价，但结构性问题并不能因此而解决。相比而言，还是选择比较小幅度的升值更稳妥。每年升值3%，10年累积下来也是相当大的调整。由于我国资本账户尚未开放，投机我国汇率的交易成本较高，如果每年升值3%，对汇率升值的投机就赚不到钱。当然，投机者很可能会同时投机股市、房市，给股市、房市价格的非理性上涨推波助澜，因而也应采取措施避免股市、房市价格大起大落，使其在股市、房市上的投机也赚不到钱。热钱进来的唯一目的是赚钱，如果让它赚不到钱，它就不会来投机了。

关于资源和环境问题。首先，应把资源价格提高到合理水平，从而提高企业自发节约能源资源的积极性。对环境的要求应该有比较高的标准，同时要有违规惩罚的力度和执行的强度，使守法成本低于违法成本。其次，应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制定干部考核体系，使地方领导干部有积极性去引导、监督企业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环境。（林毅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