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问题产生的原因
我国经济中存在的问题，有些是改革不到位的问题，有些是发展中的问题，有些则是激励机制和法制的问题。
(一)改革不到位的问题
城乡和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症结在于改革不到位，包括金融结构失衡、资源税费不合理以及行政垄断问题。其中，金融结构是最关键和最核心的问题。
金融结构。目前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运用的人民币资金，占到整个金融体系人民币资金运用总量的75%。这种以大银行为主的金融结构，使得中小企业很难得到贷款。在缺乏金融服务的情况下，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的发展相对不足，其结果是：第一，减少大量就业机会，不仅使农村大量富余劳动力无法转移到非农产业，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难以消除，而且不利于城市扩大就业，造成城乡差距扩大和收入分配不均。第二，在其他像我国这样发展程度的国家，银行贷款利息至少是10%，而我国只有6%左右。一般国家存贷利差只有1%左右，而我国储蓄的利率较低，存贷利差超过3%。这导致一系列不良后果：能借到钱的企业，由于资金价格低，会提高其投资项目的资本密集程度，使单位资本创造的就业减少。同时，能从大银行借到钱的企业相对富有，其借得的资金又得到相对较穷的储蓄者的补贴，于是城乡差距和收入不均现象更加恶化。
资源税费。改革开放前，我国采用资源产品低价政策来补贴重工业发展，政府免费将开矿权给予国有矿山企业。改革开放后，引进市场竞争，允许民营和三资企业进入资源开采业。为了补贴背负着退休人员和冗员等社会负担的国有矿山企业，国家只征收极少的资源税和资源开发补偿费，资源价格仍人为压低。到90年代初，矿产资源价格开始放开并与国际接轨，但资源税费仍然维持原来水平。于是，对没有沉重社会负担的民营和三资企业来说，开矿变成一个暴利行业，使得收入分配恶化，而且为取得矿山开采权还出现了寻租等行为。
行政垄断。改革开放后，市场竞争被逐渐引进各种行业，但金融、电力、电信等行业仍然维持国有垄断。垄断性国有企业在上交所得税后，剩下的利润全归企业自己支配，使得这些企业的职工工资远高于其他国有企业和政府部门，加剧了收入分配的不公平。
(二)发展中的问题
投资增长过快、消费相对不足以及投资“潮涌现象”和“双盈余”问题的产生，除了改革不到位的原因，主要与我国是发展中国家的属性有关。
投资增长过快、消费相对不足的原因。首先，我国作为一个刚刚跨过低中等收入国家门槛的发展中国家，即使国内很多产业已经产能过剩，但产业升级空间仍非常大，投资机会非常多。其次，收入分配不均，财富越来越向经营大企业的富者集中，而富者消费倾向低，又容易从银行取得投资的配套资金，因而投资冲动大。低收入者消费倾向虽然较高，但收入水平低，消费意愿难于实现。所以，整个社会就表现为消费不足。第三，由于市场规模巨大、劳动力相对便宜、基础设施条件较好等原因，外商直接投资大量进入，我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吸引国。
投资“潮涌现象”的原因。一般来说，在快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基本上是沿着发达国家已经走过的道路逐阶而上，企业对下一阶段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很容易形成共识，导致过多的企业同时进入某个产业，进而形成产能过剩和过度竞争，甚至导致通货紧缩。经过一番厮杀后，不少企业倒闭，银行呆坏账增加，情况严重时还可能诱发金融和经济危机。这种现象在快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会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出现。另外，我国流动性过剩问题比较突出，银行为赚取存贷利差，有积极性去支持企业投资。由于我国银行结构以大银行为主，银行间对投资项目也容易英雄所见略同，使“潮涌现象”更为严重。
“双盈余”的原因。资本账户盈余同外商以我国为加工出口基地和为进入我国市场而到我国投资有关，还与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既缺资金也缺外汇的情况下制定的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有关，这种情况直到今年才有所改变。由于投资过热和“潮涌现象”形成产能过剩，国内消费相对不足，必然要增加出口，这就使得经常账户出现盈余。同时，改革开放初期为克服外汇短缺的瓶颈制约，我国制定了鼓励出口的各种退税政策，这些政策一直延续使用。经常账户盈余除了内因，也与美国财政赤字和居民储蓄率低，国内需求大于国内供给，只能靠国外供给来平衡，从而导致经常账户赤字的外因有关。2005年以来我国经常账户盈余的大量增加，还与投机人民币汇率升值的活动有关。我国资本账户尚未开放，投机者仅能利用高报出口价值、低报进口价值或假技术转让等方式将外汇汇入我国换成人民币，这些手段都会加大我国经常账户盈余。日本和台湾地区在80年代中期面临货币升值压力时，也出现过同样现象。
(三)激励机制和法制问题
激励机制和法制问题突出表现在资源、环境问题上。
资源、环境问题的产生有多方面原因。首先，我国处于以制造业为主的工业化阶段，经济发展必然伴随着能源资源使用的增加和环境的压力，这同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超过70%的发达国家有所不同；金融结构不利于劳动力密集的中小企业发展，也限制了我国服务业发展，使得我国经济发展中资源和环境压力更大。其次，我国能源资源价格不合理，使用节约能源资源的技术措施所增加的成本往往远高于能源资源节约所带来的好处，企业缺乏节约能源资源的内在动力。同样道理，污染减排设备的安装和运转会增加企业成本，但对没有达标企业的惩罚力度又不够，这就使得有些企业即使已安装了减排设备也不愿意运转。第三，地方领导干部的政绩考核长期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为主要指标，能源资源节约和环境质量改善在考核中不占重要地位。而且，我国财政税收以生产型增值税为主，发展制造业能带动地方经济发展，增加地方财政税收。能源资源和环境指标的督导实施会给企业增加成本，有些地方就对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环境的要求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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