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油与壮阳药
在牛津毕业并取得荣誉学位以后,杨宪益迫不及待地回国了,留学7年,很多事情变了。去的时候,他是坐一等舱挥金如土的翩翩公子,回来时,他连路费都是靠变卖书籍和跟人借贷——他在天津的大家庭已经坐吃山空,沦为贫困了。不过,去的时候,他是单身,回来赚得美人归——戴乃迭陪在他的身边。
戴乃迭(Gladys Margaret Tayler)是杨宪益法国文学课上的同学,她出生在中国,父亲是一位传教士,曾经在燕京大学教书,并为中国的地方工会工作过。乃迭从小对中国怀着别样的情感,在她的印象中,伦敦是“灰蒙蒙”的,而北京是“五颜六色”的,有各种好吃的和好玩的东西。
可当她再次回到中国,这个家园已经充满了战乱和贫穷,物资匮乏,人民流离失所,许多知识分子跟他们一样,怀揣一张任教的聘书,身无长物,颠簸在深入内地的旅途上。
杨宪益在后方任教期间,结交到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如当时在复旦大学(校址重庆)任教的梁宗岱。两人诗酒逍遥,用法国诗歌和文学佐下大量的烈性酒。
“有一天晚上他上我家来,我有一整坛白酒,里面还浸泡着龙眼,这坛酒平时藏在我的床底下。凑巧的是,床底下还放着同样大小的一个坛子,里面盛满煤油……煤油颜色浅黄,和龙眼酒颜色相同。”当时电力供应不正常,常常停电,一次梁宗岱来访,杨宪益摸黑端起煤油坛子,给他倒上了满满一碗。
“他尝了尝说,我的酒似乎很有劲头,有一种特殊的味道,但他还是毫不犹豫地把碗里的酒喝干了。”幸好梁宗岱没被毒死,第二天照样上杨家,照样健康而好色,爱追求年轻漂亮的女士,还因为绯闻,跟有漂亮太太的教务长大打出手,从桌子上打到桌子底下,就此丢了工作饭碗。
杨宪益欣赏的人,往往符合两个条件:爱酒,爱女人。他因此喜欢曹操。如果杨老先生说一个人“好玩”,那就是最高的评价。梁宗岱显然是一个好玩的性情中人,1970年代末,杨宪益跟同样经历过牢狱之灾的梁宗岱再次相见了,当时的梁宗岱已经完成了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翻译,还从德文翻译了《浮士德》,正在对祖国的中医药发生浓厚的兴趣,他专门赠送给杨宪益一瓶自己特制的壮阳药水!
“一年以后,我听说他死了,不知道他是不是被自己配制的药水害死的。他和我一样都是性情中人,可惜的是,如今像他那样的学者和诗人已是凤毛麟角。”
酒气最香的囚犯
早在入狱之前,杨宪益和戴乃迭已经遭受了很长时间的政治敌意。杨宪益翻译的一本中国古代文学简史是山东一位教授写的,这位教授效法苏联的《联共党史》,在文学史每一章结尾都整篇整段地引用毛主席的话。“我认为这种写法荒唐可笑,完全不符合国外读者的需要,于是我征得编辑同意,把语录统统删掉。结果这本书的篇幅还不到原来长度的一半。在审查时,他们发现了这一件事:居然敢删除毛主席语录!都震惊得目瞪口呆。”
1966年,“文化大革命”在瞬间席卷全国,北京首当其冲,“大字报铺天盖地,所有的墙上都涂满红漆。短短几天时间,整座城市就变成一片‘红海洋’”。
杨宪益回忆中的“文革”,有着黑色幽默式的荒诞。他所在的外文局,造反派们批斗两名领导,除了敲锣打鼓和转圈游斗,还随处张贴大字报。“很显然,这两名领导人的主要罪状就是他们爱吃好东西。大字报上满载着他们早先吃过的美味佳肴的详细记录。这就好像外文局突然变成了一家大饭店,到处都张贴起用斗大的字书写的菜单。”
批斗的矛头很快从领导普及到了杨宪益这样的“专家”和“坏分子”。
——“三张饭桌摞在一起,一张上架着一张。他们颇为客气地帮我爬到最高处的那张桌子上,这时群众聚合在桌子周围,开始对我进行声讨,质问我为什么要反对毛主席,为什么要为赫鲁晓夫辩护……”
——“他们让我们低着头在台上站成一列,接着又让我们把胳膊往后伸,高高地举过我们低垂的头颅。……我胳膊的肌肉很灵活,有弹性,所以我能轻而易举地做出这种姿态。”
——“有一段时间,我被勒令打扫厕所……而我干得很好,把便盆上残存的陈年污垢统统刮掉,用清水冲干净。不久,我就因为工作勤勤恳恳、一丝不苟而受到人们夸奖。《中国文学》编辑部的厕所成了全外文局最清洁的厕所。”
杨宪益开始出现轻微的神经分裂征兆,他常有幻听,并产生迫害妄想。而戴乃迭所面临的是孤独与不信任,所有的同事都不再与这个金色头发的外国人说话,她走到哪里都碰到敌意的眼神,人们像躲避瘟疫一样地躲着她,有些激进的学生甚至当着她的面高呼“打倒美帝国主义”!
戴乃迭所在单位的领导质问过她:你为什么不加入中国国籍?乃迭回应:“只有加入中国籍才叫爱中国吗?你是什么共产党员?一点国际主义都没有!”
1968年4月,美籍犹太人爱泼斯坦和他的英国籍妻子被捕入狱。不到一个月,就轮到了杨宪益和他的英国妻子。杨被捕那天,夫妻俩正在家中相对无言,沉默地喝着白酒消愁。
杨宪益入狱时满身酒气,同狱的犯人以为他是因为喝酒闹事才被抓的,他吸着鼻子说:“你的酒气好闻极了,一定是高档货,多少钱一两的?”
杨宪益告诉他,他买的酒不是散称的,是论瓶的。离家的时候,他跟太太刚喝了一瓶的三分之二,酒瓶里还留着三分之一。这让同监的狱友垂涎不已。
杨宪益在狱友中很快赢得尊敬,与此同时,戴乃迭被关在另一所女子监狱里。他们最放心不下的是3个孩子,但监狱的同志告诉他们,孩子有人照顾。戴乃迭出狱后才知道:她的3个孩子,几年内没有一分钱生活来源,衣食无着,流落在农村。
郁达夫的侄女郁风跟戴乃迭同在半步桥监狱。郁风说,在狱中,这位可敬的英国女子也依然保持着文明和风度,她爱清洁,用牙刷把监狱的墙刷得干干净净,每天送牢饭的过来时,隔着一条走廊的郁风听见戴乃迭从来不忘记对狱卒说: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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