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宝书撕掉了一页
在狱中杨宪益依然保持着对政治的敏感,1971年9月,林彪事件突然发生,但是监狱里的犯人们对外面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按照惯例,每年国庆节的那一天,准许犯人从收音机里收听天安门广场的庆祝广播,这一年,杨宪益注意到,林彪没有照常出来,以嘶哑的声音发表演说,甚至连名字都没有被提及。
他很快捕捉到了这一信号,并寻找到了佐证:党报《人民日报》上刊登的外国贺电,西哈努克亲王的贺电只发给毛主席和周总理两人,这是极不寻常的。“当时西哈努克亲王被认为是中国最亲近的朋友,他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北京度过,如果林彪继续得宠,西哈努克绝不会犯一个如此严重的错误。”
杨宪益思索片刻,就拿起自己的“红宝书”,把第一页林彪写的前言撕掉了。
一周以后,看守走进牢房,要求大家把自己的“红宝书”统统交上来,当他拿到杨宪益的那本时,发现林彪的前言已经不见了。看守大惑不解,又翻看了一遍,还是找不到那篇前言。“他什么话都没有说,就把那本小红书扔还给我,而把其他所有犯人的书都带走了。”
这一举动使全体犯人都觉得很奇怪,杨宪益暗自得意,他告诉狱友,外面可能快要变天了。
1972年春天,看守突然带杨宪益到一个很大的房间,往他的脖子上挂了一块写有名字的纸板,他打开所有的灯,叫一名摄影师进来给杨拍照,照完相又把他送回牢房。
所有的犯人都一脸忧伤:看来杨宪益要被枪毙了。
但第二天,杨被带了出去,一位监狱的官员对他发表了一番语重心长的谈话,大意是:你干过好事,也干过坏事;当初抓你是对的,现在放你也是对的;你在监狱住了4年,伙食费要从你的工资里扣取。说完这一切,他们宣布,杨宪益出狱了。
最后的士大夫
杨宪益出狱后不久,戴乃迭也被无罪释放了,在政治高压的年代里,这对异国夫妻的代价无疑是巨大的。
早在杨戴两人结婚之前,双方的母亲就对这门婚事十分担忧,乃迭的母亲塞琳娜更是激烈反对,她甚至对女儿说:如果你们结婚,你们的婚姻持续不了4年,而你们将来的孩子会自杀而死。
是诅咒还是谶语?杨宪益最疼爱的儿子杨烨,因为“文革”中受到父亲的牵连,逐渐神经分裂,在姨妈家中用汽油点火自焚。这成为一生恩爱的杨戴二人之间永恒的隔阂,戴乃迭始终认为杨宪益在儿子的叛逆期忙于政治,疏忽了孩子。乃迭忠于自己的选择:杨宪益和中国,从未后悔和动摇,无论战乱、流亡、贫困……直到儿子的死亡,她开始怀疑自己所付出的一切,内心深处,她更因为母亲当年的预言应验而深感挫败。
“文革”结束以后,杨宪益的政治生涯得到了延续,他的学术抱负也得以施展,在这段时间里,他除了跟乃迭继续翻译作品,还常有机会与友人聚会和旅行,写下了不少痛快淋漓的诗作。杨宪益自嘲是:“学成半瓶醋,诗打一缸油。”虽然不少诗歌是含讽的打油诗,但整体看来,这一段时间中,杨老先生的精神是愉快的:他在“百万庄”的寓所里,往来无白丁,经常来往的好朋友有廖冰兄、黄苗子、黄永玉、丁聪、新凤霞、郁风……除了相伴出游,他们在诗文书画上也互有酬答。
晚年的戴乃迭受困于老年痴呆症,杨宪益与她寸步不离,朋友们去看望她,她有时已认不出他们,但她一直微笑着,白色卷发松软地围着老太太泛红的脸。郁风就这样为她画了一幅肖像,他在画上题了两行字:金头发变银白了,可金子的心是不会变的。
乃迭去世以后,这幅画就长伴杨宪益的案头。他作了一首诗悼念亡妻:
早期比翼赴幽冥,不料中途失健翎。
结发糟糠贫贱惯,陷身囹圄死生轻。
青春作伴多成鬼,白首同归我负卿。
天若有情天亦老,从来银汉隔双星。
青春作伴多成鬼,朋友们一个接一个地逝去了,陪他喝酒联诗的人越来越少了。有人说,杨宪益也许是中国最后一个集“士大夫”、“洋博士”和“革命者”于一身的知识分子了。他穿着已经洗出毛边的蓝灰色线衣,坐在沙发上,瘦骨嶙峋,寂静无声,看着窗外。这是小金丝胡同的下午,北京难得一见的晴朗阳光,从窗棂的东边移到了西边,杨宪益的一天,又要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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