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邓小平尖锐地指出：“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整整落后了20年。科研人员美国有120万，苏联90万，我们只有20多万，还包括老弱病残，真正顶用的不很多。”“现在是后继无人！大学、中学、小学质量很低。教育脱节，没有来源。”在危机面前，正是对国家负责，为人民谋利益的强大动力促使邓小平作出这一重要决策。

邓小平敏锐地选择了恢复高考作为全面拨乱反正的突破口，主要是从两个大局出发：其一，10年“文化大革命”造成人才匮乏、青黄不接，人才断层已经成为国家社会难以为继的威胁；其二，恢复高考不仅是一项教育制度的变迁，更标志着社会的转向。邓小平专门将拟定的招生办法“自愿报考，单位同意，统一考试，择优录取”中“单位同意”一条去掉。他说，“比如考生很好，要报考，队里不同意，或者领导脾气坏一些，不同意报考怎么办？我取四分之三，不要这一句。”他还说：“不管招多少大学生，一定要考试，考试不合格不能要。不管是谁的子女，就是大人物的也不能要。我算个大人物吧！我的子女考不合格也不能要，不能‘走后门’。”用考试取代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成为选拔人才的依据，昭示着社会的思想结构回归正常的发展轨道，重新肯定了知识的价值，普通人再次拥有了把握命运的机会，在改变千百万人生命轨迹的同时，国家前途也被重新照亮。

怎样恢复高考？这个问题远比想像中困难。甚至印刷上千万份考卷的纸张，都是非常棘手的问题。与此同时，当时社会思想风气未开，恢复高考的阻力很大。对此，有人写了一首打油诗：“招生会议两度开，众说纷纭难编排，虽说东风强有力，玉(育)门紧闭吹不开。”关键时刻，邓小平召集教育部负责人谈话，严肃指出：“教育部要争取主动。你们还没有取得主动，至少说明你们胆子小，怕又跟着我犯‘错误’。”“教育部首要的问题是要思想一致。赞成中央方针的，就干；不赞成的，就改行。”

1977冬天，570万应考者涌进考场，加上1978年夏天第二次考试，1180万人的总量创造了世界考试史上的奇迹。

从大局着眼，邓小平在恢复高考这样的重大决策中举重若轻；从细处着手，邓小平在科教领域的拨乱反正更彰显出深切的人文关怀。书中首次公布了这样一个细节：1977年11月3日，邓小平会见美籍华人数理逻辑学家王浩时说：“音乐学院院长告诉我，发现了一个7岁的娃娃会拉小提琴，能拉很难的交响乐曲子，而且拉得不错。这在外国就叫神童了。音乐学院规定11岁才可入学，像这样的娃娃，应该把他吸收到音乐学院来，提前录取，以便深造。还得找个阿姨帮助他。”结果，这个孩子被中央音乐学院破格录取，他就是日后被誉为“东方帕格尼尼”的著名小提琴演奏家吕思清。

30多年转瞬而过，当年参加高考的人如今已经成为当今中国的中流砥柱，高考制度也在不断改革和演进中走到今天。

周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