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血的证词

就在巫中等人抵沈的当天，一个具有相当级别的七人领导小组成立了，一个下设15人的彻查办公室成立了。在整整50天的时间里，彻查办发动东北三省，查了1929年前后的245万卷档案和报刊资料。然而，他们却一无所获，没有查到刘少奇同志所谓“叛变”的任何证据，戚本禹寄予很大希望的“自白书”纯属子虚乌有。

面对这种状况，江青一伙岂肯善罢甘休，从历史档案中找不到的东西，他们要从活人口中挖出来。于是，彻查办把1929年前后中共满洲省委工作人员和张学良时期奉天军警宪特的名单，以及奉天纱厂职工的花名册印发全东北，从市到县直至城市街道、农村公社普遍成立了彻查机构，逐一查找名单上的人，要求“活着的查到人头，死了的查到坟头”。

在中央专案组巫中指挥下，按照他们在北京虚构的刘少奇叛变情节，彻查办成立了若干彻查小组，进一步沿着“奉天纱厂一警察局一法院一张学良长官公署”这样一条线，查找1929年前后在其中任职的人员，不管是否了解情况，只要活着又任过职务的就列为重点知情人。有些甚至已经是神智不健全的人，也作为证人搜罗起来。

专案调查尚未开始，巫中就划框框、定调子，肯定刘少奇已经“叛变自首”。他说：“查刘少奇罪证关系极为重大……这是一项战略任务。有罪证是肯定的，只是查出来查不出来的问题，不存在有没有的问题。”对调查方法，他明确提出：“要经过斗争”，“以政治斗争为主，也要采取一定措施，如斗争会、小型专政等。”按照这个指导方针，办案人员对“知情人”采取了种种威逼手段。通过外调方式谈话得不到他们需要的东西，就以隔离办班为名进行拘留审查，剥夺人身自由，用专人监管，施加压力。一次次的审讯，一次次的威胁恫吓，直到证人俯首就范，让说什么就说什么，让证什么就证什么，不达目的不罢休，比古已有之的“莫须有”手段还要毒辣。

办案人员对原奉天高等法院检察处书记官(即记录员)刘青第的审讯，在1967年12月14日至1968年1月10日的27天里进行了38次。刘青第本来什么也不知道，只因专案组对他的身份感兴趣，所以成了重点“知情人”。在多次威逼下，刘青第受不住了，说：“我想了，没想起什么来，你们是不是把那时候的事写下来，我签个字行不?”办案人员咄咄逼人地说：“你能想起来，你的立场转变了就会想起来了!”“你打算怎么办呀?就打算受处分吗?”又恫吓说：“是在这儿常住下去吗?”“你不说，我们有地方把你搁起来!”在反复的诱、逼、吓唬下，刘青第照专案组的指点写了“交代”，几经修改，形成“证词”后，立刻被当作战果带回北京。

在办案人员的高压威逼下，先后有贾文琦、董仁、熊守成、关庆云四名“知情人”自杀(均未遂)。有的吃药，有的跳楼，有的用刀片割脖子。

1967年12月13日晨5时，在严寒的晨光里，一个被关押在公安厅招待所隔离班的人，突然用刮脸刀片割开了自己的脖颈，顿时鲜血淋漓。他叫关庆云，曾在奉天省警察局行政科当过代理科长。办案人员在他家中讯问十几次没有结果，就将他关押起来。经过多次审讯，仍然无法满足他们的要求。关庆云被逼不过，只得一死了之。经过抢救脱险之后，关庆云血迹未干，伤口未愈，审讯就又开始了。根据彻查办主任的授意，办案人员先向关介绍了1929年的所谓案情，然后让他自己“交代”。关庆云欲死不能，不说不饶，被逼无奈，最后表示：“只要能打倒走资派，我就证实，哪怕牺牲我自己。”一份刘少奇被捕后如何叛变、如何出卖党的机构和同志、造成共产党多人被捕的假证词，就这样出笼了。

在专案组取证的人中，还有一个叫杨明襄的。这人曾在纱厂看门，是个文盲，从1953年患神经病，一直未愈，是当地有名的“杨魔症”(东北话称半疯半傻的人)。专案组也把他作为重点知情人带到招待所“办班”。杨大小便不能自理，就找专人照看；杨根本记不得什么事，专案人员就不厌其烦地给他讲“纱厂的故事”。有时吓唬他，有时又来软的。知道他傻乎乎，爱吃好的，就给他弄好的吃，以此进行诱供。他吃油条吃饱了，就往兜里揣，那时候吃上一顿炸油条很不容易，取“证”自不成问题。给他双大头鞋，他就会在所谓的证据上按手印。叫他回家时，他竟不愿走，问他：“怎么不愿回家?”他说：“这里吃得好。”就这样，1967年12月15日，一份杨明襄的“证实材料”形成上报。一个“魔症”竟然在置国家主席于死地上“发挥”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