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我家住在中南海》 王凡 东平 著 作家出版社

刘少奇及夫人王光美与子女们在一起

平时在甲楼生活的孩子，是毛毛、涛涛、丁丁、平平、源源、亭亭。50年代中期，毛毛在北京101中学毕业后，被送苏联深造。

早在1939年，刘允斌和刘爱琴，就被送到苏联，他们兄妹也曾在毛岸英兄弟呆过的莫尼诺儿童院学习过一段。1945年，刘允斌考入莫斯科钢铁学院冶炼专业。在该院毕业后，他以优异成绩进入莫斯科大学，读核物理学研究生，1955年获副博士学位。

两年后，刘允斌回到祖国。他只在中南海的家里住了几天，就去了距北京50公里外的某县，进了中国原子能研究院401所工作，这是中国最早的核武器研究所。

刘爱琴1949年跟父亲回国后，先在北京师大女附中当了一段俄语教师。翌年，她考入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系深造，1953年毕业，分配到国家计划委员会综合局工作。

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刘允斌、刘爱琴兄妹都因工作需要，调到了内蒙古。从此以后，他们都是每年在假期里，到北戴河同父亲、继母和弟弟妹妹们团聚。

刘少奇和何葆珍的三个儿女，都有一段到苏联留学的经历，偏偏三个子女都在异国他乡“莫言花重舟将没，自解凌波不畏沉”地坠入爱河。然而比平民多一层政治的制约，是作为一国政党领袖的子女娘胎里带来的特殊染色体。这种染色体，给他们的私生活带来的影响，往往是负面的。特别是在政治和意识形态受到强化的岁月，柔性的情感，与坚实的政治碰撞时，受损伤的只能是情感。

第一个为跨国姻缘付出情感代价的，是刘爱琴。她刚到苏联时所在的莫尼诺国际儿童院，抚养着来自希腊、保加利亚、西班牙、中国的共产党领袖后裔。因为这些国度的共产党，都处在与当政者对峙的状态，党的领袖们生活动荡，性命堪虞，更无法抚养照顾自己的子女。

就是在这里，刘爱琴与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绰号“热情之花”的伊巴露丽的外甥费尔南多相识，并献上自己初开的情窦。应该说这种情感，是在特定的环境下产生的，青年人的第一次，也一定是纯真而刻骨的。

然而“父亲刘少奇却认为她的婚姻是不妥当的。费尔南多虽然也是革命者的后代，但他来自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度。这个人当他的女婿，进入他的家庭生活，尤其是住在中南海里是不妥当的。刘少奇要求女儿一切要以党和国家的利益为重，实际上就是不能再和她的丈夫生活在一起。在父亲和父亲所拥有的理想面前爱琴屈服了，这对青年夫妇就这样被活活拆散。爱琴对丈夫的惟一纪念是把他们共同的儿子起名叫索索，这是她丈夫姓中的一个字。我相信在这件事情里，父女两人都经历了十分痛苦的情感过程，但是这种有悖常理的事情在当时一切以党和国家利益为重的逻辑中，却是合情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