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娶新娘

1941年春天那个闷热的晚上，当谢晋提着一只旧皮箱，悄然离开上海同孚路那幢灰色的石库门至今，已经整整4年过去了。4年前，上海还处在一片腥风血雨之中，现在，日本人投降了，和平了，该是回去与父母和兄弟姐妹们团聚的时候了。

谢晋是个急性子，心里想干什么事，巴不得马上就办成，当他把这个想法与徐大雯一说，徐大雯也赞同。

1946年3月的一天，谢晋告别了中央青年剧社的老师和同学们，登上了从重庆开往上海方向的小火轮。徐大雯则怀着恋恋不舍的心情在码头上与谢晋道别，她暂时还不能跟谢晋同赴上海，因为她高中尚未毕业，她还得在重庆留一段时间。因此，对于徐大雯来说，除了与恋人分别时的恋恋不舍外，她的内心深处还隐含着一种更为复杂的心情：重庆与上海远隔千里，谢晋此次一去，会不会变心呢？再说他们又尚未结婚，就说谢晋对她一片忠心，那么他的家庭呢？1943年，当“下江人”谢晋与“上江人”的她相好的消息在江安小城传开以后，不就在她的家庭中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吗？现在，当一个外地破落地主的女儿要嫁给一个名门望族出身的谢家公子的时候，那个家庭，是否会友好地接纳她呢？

小火轮在徐大雯痴痴呆想的时候，渐渐地离开了码头，因为加大了马力，从轮船的烟囱中喷出了一股股浓浓的黑烟，徐大雯固执地站在码头上，透过浓重的烟雾，她看到有一张她熟悉的面容在她的视线中远去了，模糊了。

后来，她在一次记者采访时，曾谈到了这一段难忘的经历，她说：“抗战胜利后，谢晋先是乘船，后来又经川塞公路，到宝鸡，由于车少人多，他只好买黄牛票，到了徐州，再转到上海，回到家时，身上长满了虱子。到了上海，谢晋开始时颇有一番雄心壮志，自己筹款组织了剧社，聘请了上海舞台上的一些明星来演《郁雷》，可是由于没有后台靠山，也没有声望经验，不久就破产。1946年夏天，我如期在重庆文德女中毕业，谢晋特地从上海赶来重庆，把我接到上海。他告诉我办剧社失败的情况，问我怎么办？对此我倒无所谓，一个23岁的青年，赤手空拳要在上海滩闯出一条路来谈何容易，而我关心的是他有没有变心，在上海有没有‘原配夫人’。因为抗战时期，‘下江人’到了重庆后，隐瞒原来的婚姻，让我们‘上江人’做小老婆的确实很多，抗战一胜利，这些问题都开始暴露了，我母亲只有我一个女儿，她也对此放心不下。到了上海后，我见谢晋确实真心实意地只爱我一个，早就做好了明媒正娶的准备，我也总算没有白爱他一场，觉得感情有了寄托。”

1947年的一个良辰吉日，两位历经磨难的年轻人的婚礼终于在上海隆重举行，前来参加婚礼的人很多，除了亲友，还有谢晋少年时的一些同学和朋友，大家多年不见，分别的时候还是孩子，而现在都已长大成人了，大家回忆往事，自然要感慨一番。德高望重的剧作家洪深当了新郎新娘的证婚人。因母亲陈振美的坚持，婚礼既采用了新派的方式，比如拥抱、接吻，也沿袭了老派的做法，如拜天地、喝交杯酒等。总之，婚礼办得热热闹闹，欢欢喜喜。

摘自《大师谢晋》 顾志坤著200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