召开“抢时间”会议

父亲曾多次大声疾呼“抢时间”，他何尝不知道头上高悬的那把达摩克利斯剑呢！1975年4月21日，七机部第一研究院召开东风5号和东风4号方案论证会。父亲意味深长地说了一段话。他说：“今天这个会议，我想给它取个名字，叫‘抢时间’。我们曾有过时间，但失掉了，现在你们要帮我把它抢回来。”

会议根据父亲提出的抢时间的要求，确定了一个“三步走”计划：1977年前拿出东5、东4；1978年拿出潜地导弹；1980年拿出通信卫星。重点是，1977年前拿出射程为8000公里的洲际导弹。这个计划，比1965年8年4弹的规划推迟了4～5年。1977年父亲再度复出后依据这个计划，提出“三抓”任务，但时间上又推迟了3～4年，就是说，延误了7～9年。我看过一些经济学家写的文章，说“文化大革命”在国防尖端上取得很大成就。真令人费解，难道还要用这种忍辱负重的痛苦经历给“文革”贴金吗？

当时，有三个关于卫星的方案，侦察卫星；导航卫星；通信卫星。他拍板第三方案，即卫星研制以通信卫星为重点，集中力量攻关。他说，“专门给它成立一个局”，国防科委给我盯住管住它，要“管好管到底”。

安排好卫星后，他又马不停蹄地从新疆到陕西再到四川跑了一大圈，和打仗一样，他必须亲临一线督战。

1975年10月27日9时，我国的第17次核试验，也是第二次地下核试验成功。

父亲写诗道：“任尔金刚能炸！”

随后是七机部所属717厂，接着又飞067三线厂。他呼吁科技工作者和工人们抢时间，抢速度，为1977年拿出洲际导弹这一宏伟目标而努力奋斗。

看着这个拄着拐杖的65岁老人的背影，随行的人都说：归山之虎！

抢时间。真的只是像父亲在会上讲的那样，因为“文革”，我们失掉了太多的宝贵时间吗？我问他，他说了句心里话：“我知道，他们给我的时间不会太多了。”

“我必须抢在他们前面，把卫星在今年打上去。”

政治风暴如期到来

抢时间，但一场巨大的政治风暴还是如期到来了。

1975年的毛泽东，已是82岁高龄，他要收拾这个搞了8年革命的烂摊子，可又绝不允许任何人否定这场在理论上解释不通的“大革命”。这盘棋已下了9年，到了最后的残局。

5月3日，毛泽东主持政治局会议批评“四人帮”。5月27日、6月3日，政治局连续两次开会，江青、王洪文检讨。

7月25日，毛泽东对张天民关于电影《创业》信的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消息虽是从小道传来，但我们还是欢呼雀跃。

但是，20天后钟摆似又摇动了。

在此期间，8月13日和10月13日，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两次给毛泽东写信，反映同为副书记的迟群和谢静宜的问题。这两封信均由邓小平转呈毛泽东。毛泽东阅过第一封信后，没有表态，阅了第二封信，雷霆震怒。

10月19日晚，毛泽东对邓小平转呈刘冰来信提出严厉批评：“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小平偏袒刘冰。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毛泽东同时决定，由毛远新担任他和中央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虽然他的这个决定是以建议的方式提出来的。

据说，邓小平听到决定的一刹那，反应非常强烈。他当然明白，这意味着什么。

上述这一切，父亲一概不知。他当时正在大西北，风风火火地准备发射那颗返回式卫星呢。这颗卫星对他太重要了。父亲当然清楚，失败对他意味着什么，历史将永远不再给他证明自己的机会了。

11月5日深夜，他在三线的凤州接到陈锡联从北京打来的电话，陈说：小平同志让我转告你，在外面不要乱讲话。父亲问北京有什么情况；陈说，说不清楚。电话就挂断了。

11月8日，父亲接到了中央办公厅电话，中央领导同志有重要事请你马上返回。

回京的当天晚上，他发着高烧。妈妈犹豫再三，还是告诉了刘冰的事情。他静静地听着，脸就像是花岗岩刻成的，冷峻、刻板，又透着威严。我知道，他已经没有退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