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沪商(图文商谚本)/中国商人谋略坊 -- 中国发展门户网

近代上海城市的崛起造就了近代的海派“沪商”，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20世纪初，沪商已经是全国实力最强的商人群体，沪商既是时代的产物，也是当时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上海近代城市的创造者。敢为人先和创新开拓是沪商创业和发展的灵魂。传统在现实中彼他们恰当地改造，时尚在平凡中为他们适当地吸收，海纳百川、融合中西的理念在社会生活中被他们潇洒地运用，这就是人们称之为的“海派”。

序言

第一章沪商崛起的天时、地利、人和

1．1 一个近代崛起的工商都市

1．2 吴淞江造就的古青龙镇

1．3 东南都会，江海通津

1．4 在炮火中被迫开放

1．5 卷人世界大市场的新式商业

1．6 万商云集：来自各地的显赫商帮

1．7 中国近代工业的发祥地

1．8 从“帮派”商人到“海派”沪商

1．9 多元性、开放性、爱国情

第二章远见卓识的创业思路

2．1 沙逊家族：目光投向房地产业

2．2 慎昌洋行：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和成套设备的桥梁

2．3 顾松泉：首创第一家华商西药房

2．4 冼冠生：近代中国食品工业的开拓者

2．5 银行创办的中国旅行社

2．6 商务印书馆：“借鸡生蛋”的创业思路

2．7 中华书局：把握机遇，开拓创新

2．8 先施公司：国人创办的第一家环球百货公司

2．9 不断创新的新兴行业

第三章追求卓越的名牌战术

3．1 兵船牌面粉和人钟牌棉纱

3．2 礼查饭店：引领近代旅馆业潮流

3．3 技术取胜的佛手味精

3．4 小小六神丸，创出大名牌

3．5 龙腾虎跃的龙虎人丹

3．6 请依试一试：钟牌414毛巾

3．7 五和织造厂的鹅牌棉毛内衣

3．8 王开照相馆：孙中山奉安大典的拍摄者

3．9 从“一毛不拔”到“长命牌”

第四章点石成金的经营理念

4．1 五金巨子叶澄衷的诚实发家之路

4．2 英美烟公司：跨国公司的经营管理体制

4．3 引进近代企业科学管理制度的穆藕初

4．4 “小小银行”出身的大银行家陈光甫

4．5 信谊药厂的人才开发和智力投资

4．6 康元制罐厂的科学管理方法

4．7 顺应上海人口味的海派西餐

4．8 近代新式会计制度的推行

4．9 人无我有，人有我全，人全我精，人精我特

第五章五花八门的广告推销

5．1 “精益求精”的精益眼镜店

5．2 引人人胜的三友实业社国货广告

5．3 用40000号电话号码打造的服务品牌

5．4 从有点滑头的艾罗补脑汁说起

5．5 招牌之争：大舞台对过“天晓得”

5．6 鹤鸣鞋帽：从1947年商业有奖征文说起

5．7 遮天蔽日的视觉广告

5．8 声声入耳的电台广告

5．9 路牌广告大王荣昌祥

第六章敢于拼搏的竞争气质

6．1 联合同业、抵制外货的火柴大王刘鸿生

6．2 一生开发国货日用化学品的方液仙

6．3 打破外商垄断的“三北”轮船公司

6．4 赶超“亚司令”和“飞利浦”的“亚”字牌灯泡

6．5 搬走“铁锚”的“三角”牌毛巾

6．6 压倒“祥茂”的“固本”牌肥皂

6．7 敢同“蜜蜂”周旋的“英雄”牌绒线

6．8 叫板“奇异”的国货“华生”电扇

6．9 敢同“邓禄普”竞争的“双钱”牌轮胎

第七章搏击商海的企业绝招

7．1 永安公司：数豆子数出了一个大公司

7．2 走上内迁之路的“铅笔大王”吴羹梅

7．3 筹资有道、生财有方的新亚药厂

7．4 一生与金笔结缘的汤蒂因

7．5 美亚织绸厂的外销经营策略

7．6 个个有绝招的“三大祥”

7．7 董竹君和服务一流的锦江传统

7．8 追赶时尚的鸿翔时装公司

7．9 重道不重财：徐重道国药号的经营术

第八章做大做强的大亨之路

8．1 面粉和棉纱的双料大王荣氏兄弟

8．2 吴蕴初的“天”字号化工企业

8．3 抵制外商吞并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8．4 刘鸿生的企业大王之路

8．5 永安联号：百货业龙头集团的经营扩张

8．6 皂药联营的五洲大药房

8．7 棉铁联营的严庆祥

8．8 扎堆竞争，做大做强的中华商业第一街

8．9 企业大亨和近代公司制度的引进

第九章海派商人面面观

9．1 日趋现代化的消费观念

9．2 融汇中西：沪商的教育背景

9．3 传统与新潮：沪商的衣食住行

9．4 沪商的婚丧嫁娶与岁时习俗

9．5 虔诚的教徒：沪商的宗教信仰

9．6 大亨的排场：杜家祠堂落成典礼

9．7 复兴昆剧的元勋——穆藕初

9．8 藏宝于民：沪商与文物收藏

9．9 “洋泾浜英语”：沪商的特有语言

后记

参考书目

丛书编后记一

丛书编后记二

近代上海城市的崛起造就了近代的海派“沪商”，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毋庸讳言，上海的古代历史并不是十分显赫和辉煌的。宋代设镇，元代设县，在明代才筑起城墙。在宋代，上海镇充其量只能自诩为“小杭州”。在明清时期，长江下游地区的经济重心不在上海而在苏州，上海还只是“小苏州”。那时的上海自然也孕育不出显赫的沪商。

在炮火中的被迫开放，既是上海城市发展的契机，也是沪商兴起的“天时”。西方东来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激活了上海固有的那种枕江靠海的“地利”。在巨大的商机中，本地商人包容中西的禀赋和外来移民善于吸纳的习性，给沪商队伍进一步提升自身素质创造了机遇。

近代上海的移民，不同于“闯关东”，也不同于“走西口”。

山东汉子外出逃荒，苦力劳作，养家糊口，寻找的是龙兴之地的富饶。“走西口”的民歌唱的是山西汉子的艰辛和悲凉，也见证了成功晋商的辉煌，但这些成功者毕竟还只是封建性的 “皇商”。不少上海的商家移民，携资而来，看中的是上海作为大城市的市场机遇。上海的移民，为商者是城市经济的开拓者，为工者是城市的实际建设者，他们一同体现着一种先进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同是上海这个现代城市的缔造者。

正如当时人们所说的那样，近代以来，“中外缔交，华夷错处”，“峨舸大舰，捆载百物，贩运往返，万里若咫”，“商几非昔之商”。昔日的“小苏州”变成了声名显赫的“大上海”。

于是，近代沪商以其前所未有的面目呈现在世人的面前。

近代五口通商以后，上海的城市地位迅速提升。开埠之初，上海一地每年的对外贸易总额一般要占全国总额的百分之六十以上，虽然以后随着开放口岸的增加，这一比重有所下降，但一般也要占百分之四五十。也就是说，全国对外贸易的一半以上是操于沪商之手。以工业生产为例，根据1933年的一个统计，上海的工业总产值约占全国的百分之五六十。以不同的行业来说，酸碱等重工业，上海约占全国产值的四分之一，棉纺、棉织、毛织、面粉、卷烟、机器制造等约占全国的百分之四五十，印刷、制革占全国的百分之六十，制药、造船、电器用具约占全国的百分之七十，这种工业实力是当时全国所有其他城市都无法相比的。

巨大的贸易和工业规模造就了数量空前的沪商队伍。迅猛发展的对外贸易，培育了上海的进出口商队伍；随之而来的近代实业的崛起，给沪商充实了更多的工业巨子；接受了东、西方近代科技和理念的“海归派”企业家，更给沪商源源不断地输送着新一代的掌门人。

西学东渐，八面来风。沪商既传承了外洋移植的种种“基因”，也吸纳了神州大地商界输送来的商界“精英”，他们成为新一代的“海派”商人。

20世纪初，沪商已经是全国实力最强的商人群体。1902 年，沪商就已经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商会组织——上海商业会议公所。1904年它就正式改组为上海商务总会，有中国“第一商会”的美称。1905年，因当时美国政府野蛮地推行歧视华工的政策，上海商务总会毅然决定两次先后通电汉口等全国 21个和35个大城市的商会，共同抵制美货，发动了反美抵货运动，从而走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这是近代中国第一次由资产阶级直接领导的政治运动，这一事实证明，以“第一商会” 为代表的沪商已经成为全国商界的领头羊。

沪商既是时代的产物，也是当时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上海近代城市的创造者。20世纪20年代，上海《申报》的一篇关于总商会的专评颇能代表当时沪商引领历史潮流的气派，它说：“无论何种事业，皆当随世界新趋势而进，若不问世界之趋势若何，仍以数十年前之旧脑筋、旧眼光办理数十年后之新事业，未有能立足于世界者也。商业一事，息息与世界大势相关，又况乎上海之商业更与世界商业密接，故为商会领袖者，须有世界之新学识、新经验，又能有热心、毅力之做事，而后才能竞争于商战潮流之中，商业渐有起色之望。” 海纳百川和融合中西是沪商不同于其他旧式商帮的第一个特征。近代的上海是远东人口最多的城市。外侨的国籍多达50 余国，外国侨民最多时达15万人。移居上海的内地居民的省籍也有23省之多。沪商的主体来源于国内移民，但他孕育和崛起于世界商品流通的大市场中，这就培育了他海纳百川和融合中西的理念。开埠后，上海华洋杂居，“来游之人，中朝则十有八省，外洋则二十有四国。”从华商接触到的国际贸易来讲，既有现货、期货的不同交易，付款的方式也各不相同，还有种种不同的信用制度和保险方法需要沪商去应对。其内容涉及到商品、航运、金融、保险等各种领域，凡此种种，均需同外商的国际贸易规则一一接轨。所以，沪商的崛起过程也是向国际同行学习的过程，即不断地对外吸纳，对内融合的过程。

海纳百川和融合中西的理念由此成为沪商应对一切变化和发展自己的重要信念。

敢为人先和创新开拓是沪商创业和发展的灵魂。上海是近代中国最大的通商口岸，也是中西交流最主要的通道。凡西方新思想、新技术、新设备、新制度的引进，首先就在上海出现。

上海出版的各种报刊书籍随时可供参考，外资企业的示范处处可资借鉴。这就造就了沪商见多识广、开拓创新的有利条件。

上海原有的本地商人既对内地客商持接纳的态度，自然对外商也采取包容的心态。“树挪死，人移活”，沪商中的新移民脱离了原籍的旧思想、旧法规的束缚，为谋利和生活而来，对新的生产和经营方式更没有那种心理上的抵触，对各种新的事物自然就更加容易接受。于是，新兴行业的创建，新式会计制度的引进，新式股份制公司的设立，在上海滩就更加容易成功。敢为人先使沪商在创业中占得先机，创新开拓为沪商的发展扩宽了道路。

追求卓越和敢于竞争的气派是沪商从事经营活动的突出特征。市场经济是一种催人奋进的经济，又是一种提倡竞争的经济。企业家想在市场的博弈中赢得胜利，就必须使自己的产品物美价廉，取得广大顾客的认同。名牌产品的创立就是企业家在产品制造中不断追求卓越的结果，其根本核心是企业经营也要不断地追求卓越，也要不断地创新。市场是企业家用商品进行搏杀的竞技场。以生产商品来论资排辈，外商企业应该是老师，沪商的民族资本企业只能是学生。但市场竞争是没有师生辈分之分的，论质量就看谁过硬，看价格就论谁低廉，有过硬的产品才有自己的市场。质量的竞争，价格的竞销，联合同业，抵制垄断，划分市场，国货和洋货的一场场竞争，反映了沪商不甘落后，追求卓越的奋进理念，他们的这种精神至今仍然是我们民族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

洋溢的爱国精神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是近代沪商具有较高素质的又一明显特征。沪商海纳百川、融合中西理念的生成并不磨灭自身的爱国热情。就是一批批渡海留洋的“海归派”沪商，接受了先进的西方理念，但精神本质大都没有被完全西化。他们引西方文明之火，增中华实业之辉。爱国的沪商在“实业救国”和“设厂自救”热潮的鼓动下，不甘心仰人鼻息，贩售外货，以爱国精神和社会责任为指引，以“堵塞漏卮、挽回利权”为己任，纷纷投身实业，做大做强，走上了企业发展之路。爱国意识的提升和社会责任感的萌发使沪商的精神境界大大提高。他们已经超越了自己前辈的那种比较单纯的修桥铺路、救灾济赈式的社会回报方式，更加注重发展与企业有关的公益事业，特别是文化、科技事业。吴蕴初“天”字号企业集团在1929年就和范旭东等共同赞助北京的中华化学工业会，并支持其南迁上海。创办中华工业化学研究所，并发行中国第一家化学工业杂志《化学工业》。他还参与创办了中国工业标准化协会，支持发行会刊《工业标准化》。他创办中国第一家教育基金会——清寒基金会，奖掖化学化工专业优秀学生和名牌中学化学成绩优秀者。1933年在上海创办了中国第一家《工业安全》杂志，关注安全问题。此外，他还资助了一批大学、大专、中学、医院等文教卫生单位。其他沪商也有相当突出的表现。

上海近代工商业的发展带动了社会、文化和政治的全面发展，也推动着城市的近代化进程。

从甲午以后，“有志之士咸集于上海一隅，披肝沥胆，慷慨激昂，一有举动，辄影响于全国，而政府亦为之震惊。故一切新事业亦莫不起点于上海，推行于内地。斯时之上海，为全国之所企望，直负有新中国模型之资格。”1911年《民立报》刊出的这段言论概括了当时上海在全国的地位。

正是因为有了沪商，有了这些有识之士，上海的影响遍于全国。正是由于上海的这些影响，上海的沪商连政府也要为之侧目。上海商业的竞争力大大提升，上海工业的竞争力不断加强，上海城市的综合竞争力也蓄势而上，上海成为全国新事业的倡导者，上海成为新事物的领头羊。

说起商人，人们往往会用“唯利是图”、“势利小人”等语言来概括形容。其实，在商言商，做买卖总是要讲究赚钱的，这就是所谓“千做万做，亏本生意不做”的道理。用一句古话来说，就是要做到“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关键在于得讲究一些原则，要讲一点商业道德，凡事总有一个度。对顾客买卖要讲究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取之有度；对同行应该实行公平竞争，讲究规矩，合义取利；对社会应取之有道，奉公守法，乐善好施。黑心奸商坑蒙拐骗、掺杂做假、以次充好、短斤少两的不道德商业伎俩只能得逞于一事一时，终究是要被社会和顾客抛弃的。特别是进入近代以后，随着中西文化的相互交流，在社会生活和商业活动中法制规则日趋严密，遵守这些法制是社会公众和行业同仁的共同要求。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沪商由于与市场经济并存，除以上的主流特征以外，其习性也必然鱼龙混杂，良莠不一，有高下不等之分。

沪商具有善于创新的特点，但是这种“创新”也往往带有急功近利的一面。正像有的研究者指出的那样，因为缺乏坚韧的开拓意识和执著的科学精神，那种急切的“创新”牟利，很容易转化成赤裸裸的“投机”。沪商中就有那么一些商人，往往被人们称为“滑头商人”或“投机商人”，就是这种表现。

市场竞争的激烈，生活压力的不断增加，也导致沪商在生意场上过于斤斤计较，以致有时连大局也不顾，“锱铢必较”，被人们视为“精明而不高明”。

记得一个哲人在谈到已经夺取了政权的工人阶级应该如何前进时说道：他们应该“把资本主义所积累的一切最丰富的、历史上是我们必需的全部文化、知识和技术，由资本主义的工具变成社会主义的工具。”由于这些文化、知识和技术需要人们去鉴别，把它们变成社会主义的工具更需要人们去研究，因此这是一种“最吃力的任务”。如果本书在人们鉴别和研究这些文化方面提供了一些有益的东西，也算实现了作者最初写作研究的愿望。

需要说明的是，限于篇幅和时间，本书不可能对沪商的全部特征都进行分析和叙述，内容上就有倚重倚轻的地方。譬如从中国近代法制化的进程来讲，沪商还是一支法制观念较强的队伍，影响所及，使尊重法律、重视契约的观念在上海逐渐成为一种社会时尚。再譬如，对沪商的重要组织上海总商会、中华国货维持会、上海机制国货工厂联合会、上海迁川工厂联合会等也还应该有相应的研究。

本书自然是抛砖引玉之作，我们期望着有更全面的著作出版。对于本书存在的不足和错误，我们自然期待着读者的批评和意见，以便把这项鉴别和研究工作做得更好。

现在的《话说沪商》文稿相当一部分是我原来经常想做的科研项目《近代上海企业家经营谋略研究》的一部分。

那时，我们上海市历史博物馆考虑到该课题在上海史的研究中占有一个相当重要的地位，因为近代上海企业家的经营谋略既是上海近代经济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对整个近代上海城市的发展产生过极大的影响，也为今天的经济建设提供了历史的借鉴。例如经营的诚信问题、产品的质量问题、创建名牌问题、企业经营的融资问题、企业的科学管理问题、商品的宣传广告问题、技术创新问题等，尤其是海派商人和外商的激烈市场竞争至今仍发人深省。所以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可以为我馆的陈列内容提供一些新的思路和素材。

正巧，时任我馆宣教部主任的朱小华同志也有同样的想法，于是我们走访了包括天原化工厂、冠生园食品厂等一批老企业，甚至连一部分研究经费也有了着落。我的这个研究设想，后来也受到上海氯碱化工公司领导的支持。只是我常常苦于事务性工作较多，自己分身无术，实在是终年穷于应付，还生怕在工作上有什么闪失，始终没能启动这项研究。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的寿乐英同志早在2002年时就经常和我们联系，积极推动该课题的上马。2005年，我摆脱了压在身上的事务性工作，开始恢复这一课题的探索。

这时，已经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的段炼同志也有志于这一课题的研究，特别是有关社会史方面的问题探讨。

于是，他承担了本书共27节内容的撰写任务，并负责选编了相应的一部分上海商业谚语和竹枝词。

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书稿终于大致完成了。在工作中，我们还发现有的选题以后可以进一步探讨，有不少问题今后还可以补充研究。我们的工作受到一些同志的支持和关心，他们是钱宗灏、范文海、裘争平、徐亚芳、张文勇、张宇、陈曾年、高妍等。他们有的提供了自己新的研究成果，有的提供了自己已经出版的著作、论文、图片，有的给我们以电脑技术上的支持，使我们得以如期完成书稿的写作。

在此，我要向所有曾经支持过本课题研究的同志表示深深的谢意。

至于本书中的不足和失误，当然和他们无涉，应该由我来负责。

此项研究为上海市历史博物馆研究项目的一部分。

潘君祥于丁亥年春

来源：中国发展门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