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委书记签发“劳教”文件

一份由双牌县公安局在2009年7月22日出具的“关于对何吉上拟呈报劳动教养的综合材料”显示，2009年6月23日，何吉上等4人到上级机关上访时，“被打鼓坪林场派出所教导员莫某看到并制止、并对莫等人恶言威胁”。

除此之外，该材料显示的何吉上的主要违法事实中，首要的就是“聚众冲击国家机关”，列举了从2008年5月至11月何吉上等人就退耕还林问题多次上访的情况，“组织本村村民何连成等男男女女，少则八九人，多则二十多人，先后六次到县委、县政府等部门采取集体哄闹、威胁等手段，围追、堵截县委领导和工作人员”。

但何守业等人对材料中认定的“冲击国家机关”等说法持有异议。他说，村民的上告绝非如此“不择手段”。事实上，2008年9月19日县里下通知，让林场告诉他们10月10日到县里商量问题的处理办法。“大家当时都非常高兴，认为有希望了。很多人都想去看个究竟。”

他们10月9日就动身往县城走。提前动身的原因是有人把他们告状签名的材料给了村支书，此间不断有人威胁村民。当天村民赶到县里时，有县领导问为何提前来，他们曾将实情告之。

10日上午，村民们到了县矛盾调处中心，想找到解决问题的领导，可直到10点半，也没有人来。大家非常失望，因为赶到县里要花几十元钱，坐几个小时的车，对贫困的村民来说实在不易。有人告知，领导在政府办四楼开会，大家赶过去后，林场党委书记则表示正在研究他们的问题。

“大家听了很生气，在现场争执了不到10分钟，这就成了材料里所说的严重威胁政府。”何守业说，当时有领导表示，过两天再处理村里的事情。然而，当他们再去县里时，调处中心仍说无领导来接访，于是，村民们去了县委办想找县委书记，因当时书记郑柏顺不在，有人想用办公室电话跟他联系，工作人员不让，双方发生争执。这期间的经过被认定为“扯电话线、砸电脑”。

当晚11点左右，林场派车把村民接回。过了两天后，林场说县里表示1个月左右的时间可以解决。11月6日，他们又往县城赶，途中部分人被派出所拦阻。下午两点半，部分人赶到县里。调处中心的人说领导们在开会，上访者就去了二楼找领导，此时，有领导从会议室出来，表态说再吵就抓人。“这话说了之后没有1分钟，大批公安就现身，抓了8名村民。”何守业承认，这几次去县里的人数都超过了“法定人数”，但他认为何吉上被认定为冲击常委会有冤——因为事发时，其父还在前往县委的路上。

此后，双牌县委书记郑柏顺向永州市公安局签发了双委(2009)2号《中共双牌县委、双牌县人民政府关于对违法上访人员何吉上依法予以劳动教养的函》。2009年8月9日，永州市劳教委决定对何吉上劳动教养一年。

2010年6月2日晚上，双牌县委常委唐彦等有关负责人在接受记者的集体采访时指出，县委书记郑柏顺签发《中共双牌县委、双牌县人民政府关于对违法上访人员何吉上依法予以劳动教养的函》，意思不是要求上级公安机关对何吉上劳动教养，而是出具一个证明文件。同时，按照规定，县委的文件要上报，需要书记签字。

他们说，因为何吉上等人多次扰乱国家机关，公安机关侦查后材料积累有个过程。2009年7、8月间，县公安局向市劳教委申报了此事。

双牌县公安局一蒋姓政委称，何吉上等人多次到县委、县政府机关吵闹，公安机关举证的时候，找当事人做调查，因此需要县委出具这方面的证据，如影响办公、时间有多长、造成的损失等。这个函可以起到证据的作用。“我们要求县委按正规的文件发函，县委盖章，要领导签字。”

但有人质疑，如蒋所述的话，县委发的函应该写成“关于某人冲击国家机关的证明函”，而不是“关于对某人依法予以劳动教养的函”，公安人士表示：县委的意思，是顺便把证据和他们的意见、要求也包含了。

“上访户会影响上级对本届县委、政府班子主要领导的考评。”该县一位官员坦承。“何吉上等人的行为已经令地方领导相当头疼”。

何吉上不服，一纸诉状将劳教委告上法庭。2010年4月30日，永州市冷水滩区人民法院审理了该案。“为了立案，我被他们‘踢皮球’一样耗了几个来回，最后还是确定由冷水滩区人民法院立案。”何守业告诉记者，“我先到(永州)中院去，等了个把月，告诉我要到冷水滩区法院，到(冷水滩)区法院，又耗等了个把月，告诉我还是要到中级法院，最后还是在区法院。立案就耗了六七个月时间”。

“经过这番折腾，家里已经搞空了。仅仅为了立案、打官司就花了1万多元。”何守业说。

代理本案的湖南宗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冯松林则认为，即使要对何吉上实行劳动教养也应该走完所有该走的法律程序，而本案已经在程序上严重违法。他指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第12条规定，“对需要劳动教养的人，承办单位必须查清事实，征求本人所在单位或街道组织的意见。报请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审批，做出劳动教养的决定，向本人及家属宣布劳动教养的决定的依据和期限。被劳动教养的人在劳动教养通知书上签名”。而上述程序在本案中已经被省略，“对何吉上的劳教决定书上只有两个民警的签名”。

“更有甚者，将何吉上劳教的关键口供竟然是‘何吉上所听到的和其说的一样的内容’。也就是说，何吉上看不清口供上的字，凭办案人员口述后，认可了‘纸上’和自己说过的话、做过的事一致。”冯松林说，“明眼人一看就明白，对于一个文化程度仅为小学的农民来说，这意味着什么。”

湖南省闻胜律师事务所主任胡勇平告诉记者：“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法学界就开始呼吁废除劳教制度。200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实施，根据此法，违反上位法的劳教制度该自动废止，但由于有关部门还没有明文废除这一制度，导致劳教制度还在实施。违反程序就是最大的违法，本案中，检察机关已经明确何吉上不构成犯罪，但是一纸‘漏洞百出的’决定书就能够限制其一年的人身自由、强迫其劳动一年。”

2010年3月9日下午，吴邦国委员长在人大报告中宣布，一部名为《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的法律已被列入2010年的立法计划。翌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李飞向媒体证实，《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将是“对原来我国实行的劳动教养制度进行的改革和规范”，目前还在起草和修改的过程中，但“进度速度会加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