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是“十一五”开局之年，改革在多方面取得一定进展，农村、金融领域改革迈出关键步伐。
●中央提出“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对凝聚改革动力，增强改革信心，营造有利于全面改革的氛围产生了重大而积极的作用。
●以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标志，我国已步入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体制和文化体制在内“四位一体”的全面制度创新阶段。
● 在改革新阶段，应尽快确立改革的两大基本目标：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公共服务体制。
● 以落实科学发展观为目标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已经成为全面制度创新的重点。这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面临的背景和以往相比发生了深刻变化，应当按照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现实需求进行总体设计和统筹安排。
2006年是“十一五”的开局之年，改革在多方面取得一定的进展，其中农村改革和金融领域的改革是两大亮点。年内，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和创新”。以这个重要《决定》为标志，我国的改革开始进入以落实科学发展观为基本目标的全面制度创新的新阶段。
一、2006：呈现全面改革的新态势
进入2006年，尽快形成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体制保障成为改革攻坚的总体要求。为此，中央反复强调改革的重要性，不失时机地营造改革氛围。从全年情况看，全面推进改革的新态势初步形成。
1.中央提出“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对全面推进改革的意义重大。
年初，胡锦涛总书记在参加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审议时指出：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进一步坚定改革的决心和信心。几天后，温家宝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强调：要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尽管有困难，但不能停顿，倒退没有出路。
过去的28年，我国的改革开放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但近几年来，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新矛盾和新问题逐渐凸显。例如，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医疗改革、住房改革、教育改革等，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和争议。面对社会上对改革的各种疑惑，中央旗帜鲜明的表态是2006年改革能够取得一定进展的重要前提，对凝聚改革动力，增强改革信心，营造有利于全面改革的氛围产生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2.2006年改革总体上有所进展，并在一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新的突破。
为全面、客观地评估改革进程，我院设计了《2006'中国改革调查问卷》，对各领域的专家公开征询意见，问卷共回收356份。调查问卷显示， 8.36%的专家认为本年度改革有重大突破；76.21%的专家认为本年度改革在总体上有所进展。
（1）农村改革开创了多年来未有的良好局面。
2006年的农村改革是全年改革中的最大亮点。我院2006年改革调查问卷显示，25%的专家认为农村改革有重大突破；63.22%的专家认为有所进展，两者合计比例高达88.22%。与过去几年相比，农村改革在力度上空前加大。
一是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废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从2006年1月1日起，中国农民彻底告别了缴纳农业税的历史；年初中央1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的出台，这是中国农村即将迎来新一轮巨变的标志性事件。
二是全国农村综合改革工作会议的召开，意味着我国新阶段农村改革的总体原则和指导方针已经形成：就是要以促进农村上层建筑变革为核心，推进农村综合改革，解决农村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一些地方在乡财县管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农村义务教育体制改革在理顺各级政府在农村义务教育中的责任、确保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来源、减轻学生负担等方面取得较大进展。新《义务教育法》的出台，确立了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这意味着我国农村义务教育改革已经进入了制度化和规范化阶段。全国40%的县、区启动了新型合作医疗，中央财政为此投入47.3亿元，比上年增长7倍多。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宣布，2007年在全国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杂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要扩大到全国80％以上的县（市、区）。
三是年底的中央农村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积极探索建立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中央要求，各地应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财力状况，确定低保对象范围、标准，鼓励已建立制度的地区完善制度，支持未建立制度的地区建立制度，中央财政对财政困难地区给予适当补助。这与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十一五”时期有条件的地区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相比，是一个重大进步。
（2）金融改革迈出实质性步伐。
我院2006年改革调查问卷显示，13.08%的专家认为2006年度金融改革有重大突破，这一比例在所有单项改革评估中，仅次于农村改革；60.76%的专家认为，金融改革有所进展。两者合计的比例为73.84%。全年，金融改革可圈可点之处甚多，银行、证券、保险三大领域，都在加紧推行多项基础性的制度改革。
一是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造迈出实质性步伐。继交行、建行、中行赴港上市及中行登陆A股市场之后，工行“A+H”同步上市再次掀起资本市场对中资银行股的认购热潮。这些上市银行在产权制度、公司治理、内控机制、战略合作、队伍建设方面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基本上具备了现代商业银行的外部形态。
二是股权分置改革进展顺利。到2006年底，沪深两市共有约1300家上市公司完成股改或进入股改程序，股改总市值超过97%。 股市的全流通时代正在到来，有效地降低了证券市场的系统性风险，证券市场形势明显好转。
三是人民币汇率改革沿着市场化的方向持续推进。自2005年汇改以来，围绕着汇率形成机制的改进，2006年又不断地推出和完善相关的金融产品和政策措施，增强了人民币汇率向均衡市场价值回归与市场手段调节的相互融合，释放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汇率弹性不断增强，汇率升值预期趋于稳定。
四是“国十条”的出台为保险业的改革规划出了基本框架。2006年6月，国务院颁布的《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十条”），明确提出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积极发展个人、团体养老等保险业务，大力发展责任保险，拓宽保险服务领域等政策。2006年10月，中国保监会正式对外颁布《中国保险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这意味着我国保险业的改革蓝图已定，将步入一个加速发展的新轨道。
（3）以公共服务为重点，社会领域的改革呈现全面启动态势。
与过去的28年相比，2006年，社会领域改革的地位明显提升。过去，我们一直把社会稳定作为改革发展的前提条件，今天，建设和谐社会已经成为新阶段改革的基本目标之一。 一是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开始启动阶段。面对不断扩大的收入分配差距，5月26日中央政治局召开的分配体制改革会议系统地提出了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思路。从7月1日起，开始从规范公务员收入分配秩序入手，全面启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二是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大方向基本确立。由国家发改委、卫生部牵头，11个部委参加的医改协调小组正式成立，将设计新的医改方案提上议事日程。2006年10月23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坚持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卫生保健制度，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这表明，我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将进入一个实质性改革的新阶段。
三是财政体制沿着公共财政的方向迈出重要步伐。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在阐述加强制度建设、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重大任务时提出，“完善公共财政制度，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这进一步明确了财政制度改革的目标，就是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重点，增加对社会事业的投入，增强财政的公共性、公平性和公益性。2006年，新增财政支出向“三农”倾斜，向社会事业发展倾斜的趋势明显，财政的公益性得到初步的体现。本年度推出的政府收支分类改革，是建国以来我国财政统计体系最为重大的调整，有利于完整、清晰地反映政府收支规模和政府重要职能活动，有利于强化财政调控手段，提高预算透明度，从源头上防治腐败。
3.从全年的整体情况看，一些重要领域的改革尚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
这表明，改革攻坚的难度还相当大。
（1）国有垄断性行业改革推进相对缓慢。
我院2006年改革调查问卷显示，对本年度国有企业改革，49.13%的专家认为基本没有进展。垄断行业改革虽然是当前改革的重点之一，但2006年这项改革进展缓慢，专家们对此评价较低：66.28%的专家认为没有进展；10.95%的专家甚至认为有所倒退。当前，国有垄断行业改革已成为整个微观领域改革的焦点和难点。
（2）要素市场化改革进展不大。
比如，土地要素的非市场化仍是产生征地纠纷的重要原因。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的调查，农民上访40%是土地征用引发的，26%是承包地流转引发的，两者占农民上访总数的66%。此外，劳动力要素、技术要素的市场化进程仍不尽人意。
（3）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虽被列为改革重点，但年内落实力度不大。
2006年3月份，全国人大通过的“十一五”规划纲要将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列为“十一五”时期的改革重点。随后的全国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会议也提出，近期改革着力点首要是推进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但我院2006年改革调查问卷显示，52.30%的专家认为2006年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基本没有进展。以投资体制为例，2004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但高达62.49%的专家认为年内这项改革落实力度不大。
4.十六届六中全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决定的出台，标志着我国正步入全面制度创新的改革新阶段。十六届六中全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决定的出台，赋予了改革更为丰富的内涵，是我国改革开放28年来的一个历史转折点。
（1） 新阶段的改革已不仅仅局限于经济体制改革，而是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体制和文化体制在内“四位一体”的全面制度创新。
改革开放28年来，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我国的生产力水平大大提高，经济基础发生了重大改变，社会结构也开始加速变动。但与此同时，政治体制、社会体制和文化体制改革已明显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实际进程。在改革新阶段，我国既需要通过经济体制改革为政治体制、社会体制和文化体制的变革创造物质基础，也需要通过政治体制、社会体制和文化体制的变革化解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出现的新矛盾和新问题，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破除深层次的体制障碍。
（2）新阶段改革的实质是为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制度保障。
我国的改革由于是从一个生产力水平相当落后、尚未解决温饱问题的农业社会起步的，因此，在这样一个特定的发展阶段，把改革的主要着眼点放在经济总量的提高上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效率优先、兼顾公平”、“重视GDP总量而忽视人的发展”都反映了改革初期的阶段性特征。但到2005年，我国人均GDP已经超过1700美元，综合国力大大提高。老百姓追求公平的发展机会，追求个人发展的愿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突出。站在这样一个历史新起点上，应当确立以人为本的改革观，把人的发展作为新阶段改革的出发点和归宿。一方面，要通过进一步的经济体制改革为人的发展提供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还要通过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为人的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3）政府转型成为全面制度创新的关键。
中央“十一五”规划《建议》提出，“加快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和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关键”。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判断，客观地反映了改革新阶段的主要特征。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对改革全局的牵动作用越来越大。当前，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比历次机构改革都更具深刻性和复杂性：面对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同发展不平衡、资源环境约束的突出矛盾，着力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关键；面对全社会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长同公共服务不到位、公共产品短缺的突出矛盾，着力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建立公共服务体制、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关键；面对行政成本不断增大、行政效率比较低、机制性腐败比较突出的问题，着力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改善公共治理结构的关键。
5.改革攻坚进入全面利益关系调整的关键时期。
从2006年的改革实践看，一方面，改革的范围在拓展，已经从市场化改革扩大到社会领域的改革。这就意味着下一步推进改革的任务比过去更为复杂，更为艰巨。另一方面，改革的争论和分歧也在增多。这就意味着新阶段要形成多方认同的改革方案，比以往更为困难。因此，正确把握新阶段改革的基本特征，形成新阶段推进改革的新机制，已经成为“十一五”时期推进改革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
（1）社会对改革的争论表明，改革攻坚进入了全面利益关系调整的关键时期。
近几年，参与改革争论的专家学者之多是10多年来不多见的。从改革争论中可以看到，有意识形态方面的因素，但从社会层面来看，对改革的疑惑主要集中在改革进程中的利益关系调整上。比如，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争论的焦点在国有资产流失和职工利益受损上；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涉及医院、医务人员利益和患者利益；对现行土地制度的质疑主要在于征地进程中的农民土地权益受损；在收入分配领域，人们关注的焦点问题在于农民工工资拖欠或工资太低，以及垄断行业不合理的高工资。客观地分析，当前这些问题的出现不是市场化改革大方向上的问题：一些问题恰恰是改革在一些领域不到位所造成的；一些问题则是由于具体领域的措施不配套、不协调所造成的；一些问题是由于地方利益、部门利益、行业利益和官员利益诱导下“改革”的走形变样造成的。因此，下一步的改革必须充分关注民生问题，增强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和改革措施的协调性，切实防止各类“伪改革”。
（2）新阶段的改革是站在社会结构快速变动、利益多元化的大背景下展开的。
应当看到，当前推进改革的社会基础与过去相比已有很大的不同。随着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利益也在加速分化，不同社会群体反映自身的具体利益诉求，希望能够从各种改革中受益，这是一种合理和正常的现象。我院2006中国改革调查问卷报告显示，有接近3/4的专家认为当前的改革争论对改革产生的影响是正面的，其中有六成的专家认为改革的争论有利于形成改革共识。面对现实，客观地讨论改革的得与失，从总体上说有利于形成对改革的共识，有利于改革的推进。因此，应当以积极的心态来看待改革进程中的争论，既不要否认改革中某些问题的存在，更不能以某些问题为由否定改革。在这样一个前提下，把握新阶段改革进程中利益关系调整的基本规律，顺利地推进改革攻坚。
（3）注重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和改革举措的协调性。
从近几年改革的实践中可以看到，改革在某些领域的走形变样都与改革自身的机制有关。比如，部门决策往往使改革方案难以摆脱部门利益、行业利益、地方利益的局限。再比如医疗卫生和教育领域的某些改革，在缺乏相应改革配套措施的情况下开始推进，改革的结果与初衷就背离甚远。在这个大背景下，社会迫切呼唤建立改革自身的新机制：一方面，要增强改革的透明度，形成自下而上的参与机制，使改革能够充分体现各社会群体的具体利益，从而调动各方面参与改革、推动改革的积极性；另一方面，要形成自上而下的改革协调机制，确保改革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扎实有序地推进。
【摘自中国（海南）改革研究院《2007中国改革评估报告》】【撰稿人：迟福林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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