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和谐社会：从理念到系统纲领

2006年中国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是中共中央十六届六中全会的召开以及《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通过。有外电认为，这意味着和谐社会正式成为中国新领导层的执政纲领。

和谐社会的理念是在2004年十六届四中全会上首次提出的。在此后的两年中，和谐社会经历了一个从比较抽象的理念和目标，转化为具体战略和政策的过程。十六届六中全会的召开以及《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通过，意味着具体战略构想和系统政策思路的形成。

和谐社会既是社会发展的长远目标，也是一个有着明确所指的现实战略构想。尽管在理论上和谐社会涉及到多方面的关系，但在现实的层面上，和谐社会的重点之一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形成一种大体均衡的利益格局，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实现社会公正的目标。这样一种相对均衡的利益格局是和谐社会最主要的基础，也是关涉到我们这个社会未来前景的根本之所在。

一个现实的背景是，通过过去四分之一世纪的改革，我国建立了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框架，并在市场经济体制的推动下，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但在同时，理应与市场经济相配套的种种利益均衡机制却没有相应地建立起来，结果就是社会利益格局的严重失衡以及由于利益格局失衡引致的各种社会矛盾的大量出现。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社会两极分化的趋势不断加剧。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问题，已经开始构成当今中国社会诸多社会问题的基本背景。

中央党校“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对党校部分学员进行的主题为“今明两年的社会问题与走势”的问卷调查显示：35.3%的被调查者认为当前社会最不和谐的因素及其表现是“收入分配差距过大”，高居各选项之首；21.2%的被调查者认为是“城乡面貌反差太大”，居第二位。认为当前社会最不和谐的因素及其表现是“社会各阶层关系不和谐”和“干群关系不和谐”的，分别占被调查者总数的11.4%和11%，列第三、四位。另外，还有5.9%的被调查者认为是“贫困问题严重” 。以上各项几乎都与利益格局和社会结构有关。

去年5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问题。有媒体指出，这意味着调整利益关系，缩小贫富差距，已经成为共识。舆论认为，在这次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将涉及扩大社会保障面、抑制垄断滋生的不公、运用税收调控手段等多方面的措施，以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促进社会公平目标的实现。7月1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精心准备之后，终于下定决心从规范公务员收入分配秩序入手，全面启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据国家发改委资料显示，这次改革涉及的具体人员分布是：5000万离退休人员，3000万事业单位人员，3000万低保和优抚对象，600多万公务员及部分和军队有关的人员。也就是说，这项改革将涉及1.2亿人口。而这仅仅是整个分配制度改革的开始。从公务员收入分配入手推进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不仅是“扩中”的具体措施，同时也是建立一种规范的收入分配制度的开端。

在财政支出和再分配方面，2006年也出现明显的转变。支出安排向农业、教育、就业和社会保障、公共卫生等经济社会发展薄弱环节倾斜，向困难地区和群体倾斜，向科技创新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倾斜，成为这种转变的基本思路。根据有关数据，中央财政对教育投入在2004年为3300多亿元，2005年为3900多亿元，2006年的预算则增加到了4546亿元。支农资金由2004年的2626亿元增加到了2006年的3397亿元；社会保障支出增加到4181亿元，比2005年增长500多亿元；医疗卫生领域投入的绝对增长量超过了100亿元。当然这还仅仅是一个开端。

此外，一系列关涉到和谐社会构建和利益关系调整的举措开始推进，包括推行新农村建设；推动国企向国家分红，补充到社会保障体系中去；治理社会保障基金挪用；推动法治政府的建设；提出全国范围内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

2、 和谐社会建设关键在落实

和谐社会的构建，意味着我国社会发展目标和战略的根本性转变。在实践中，要实现这种转变，仍然有一系列问题是需要解决的。就现实的情况而言，有下述几种倾向是需要在实践中加以警惕的。

（1）和谐社会概念的泛化和虚化问题。

和谐社会这个概念当然涉及到非常广泛的内容，如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人际关系等。在每一种关系中，又都会涉及到多方面的因素，如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正因为如此，需要防止的一个倾向，就是将和谐社会的概念泛化，使之成为一个无所不包的东西。应当说，在我们的政治社会生活中一直存在一种倾向，就是一个很有意义的理念提出后，很快就会将其泛化。结果就是人们经常说的，什么什么成了一个筐，所有的东西都往里装。这样一来，这个有意义的 理念本身也就失去了意义，因为当一个理念包括了所有东西的时候，它也就什么都没有了。和谐社会这个理念泛化的结果，是在实际工作中被虚化，从而成为一个缺乏操作性和具体内容的口号。

（2）将调整利益关系与发展对立起来。

在目前我国现实的情况下，和谐社会的理念之所以容易泛化和虚化，是在于，如果处理不当，建立和谐社会与发展经济之间很容易出现脱节，甚至形成对立。事实上，在不同的社会群体中，对和谐社会的具体理解是很不相同的。事实上有人存在这样一种担心，这就是建设和谐社会会不会对经济增长构成不利的影响，甚至有人担心这是不是意味着对前一段某些促进经济发展政策的纠偏？因此可以说，和谐社会的理念要落到实处，关键的问题是解决建立和谐社会与发展的接口问题。可以说，能否建立两者的接口，是和谐社会的理念能否得以真正落实的关键。

（3）将调整利益关系与发展看作是没有内在联系的两件事。

事实上，在相当一部分实际工作者的头脑中，对和谐社会的理解是这样一种思路：坚持的仍然是过去的经济发展模式，但准备用其中的一部分经济增长成果来扶助弱势群体，以为这样就可以建立和谐社会了。这种对于和谐社会的理解是过于简单化的。和谐社会的构建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与落实科学发展观是不可分割的。

3、将宏观逻辑转化为微观机制

将构建和谐社会落实到实处，关键的问题之一是将宏观的逻辑有效地转化为微观机制，因为就全国而言的宏观逻辑与在地方层面上的微观机制并不总是一致的，有时甚至是相矛盾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和谐社会构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张力。

首先是落实新的政绩观。由于在我们目前的体制中政府仍然掌握着大量的资源和配置资源的权力，政府仍然在经济社会生活中发挥着特殊重要的作用，地方政府的行为取向就成为能否形成实现经济增长模式转换和落实建构和谐社会具体措施的最为重要的因素。在一个对下负责的社会中，政府的行为会更多地为民意所左右，使经济发展直接造福百姓、治理污染、改善环境、发展教育、强化社会保障等，必然受到地方政府的高度关注。但在我国目前情况下，地方官员实际上仍然是由上级政府任命的，而干部考核的重要依据，就是所谓政绩。前些年，在这个政绩中，GDP的增长速度是一个几乎压倒一切的指标。尽管这两三年，提出了新政绩观，GDP的指标有所弱化，但在实际工作中，经济增长、经济实力等，仍然是评价官员最重要的甚至是惟一的指标。而且，从现实的角度来看，即使是其他政绩指标的实现，也往往需要以经济实力为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真正贯彻新政绩观，是造就这个微观机制的首要因素。

但是，必须看到，仅仅有政绩观或政绩考核指标的变化是远远不够的。只要是用指标体系来考核干部，即便这种指标非常科学，也还会出现种种问题。关键的问题是要形成能够有效影响和制约地方政府行为取向的内在结构。由于我国的民主选举制度还不健全，从现实性上来说，就是应当发挥和强化地方人大的制约作用。之所以强调这个结构因素，是因为政府是有任期的。正如有人指出的，地方官实际上就是两年半到三年的政治生命周期，如果任期内搞不出来能让人家看得见的成果，就升不了官。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有一种天然的短期行为取向，世界上各个国家的政府莫不如此。关键是要有制约的结构。与政府相比，人大虽然也是有任期的，但人们对人大没有像对政府那样的政绩要求。因而，人大会比政府有更长远的考虑，对未来也更为关心。这就如同在西方，议会也要比政府更加关心环境和教育等问题一样。要形成这样的一种制约机制，尤其要强化人大在审批政府预算上的作用，因为政府的行为取向往往要通过公共开支预算来实现。但就这个问题来说，目前人大对政府财政预算的审议还是远远不够的，有的仅仅是走走过场而已。

建立转换增长模式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微观机制，还有一个因素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税制改革。现在一些地方正在进行从生产型增值税到消费型增值税的改革。这个改革对于转换增长模式和建构和谐社会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虽然这项改革主要是从经济的角度考虑的，但实际上有着更为广泛的影响，尤其是影响到地方政府的行为取向。影响地方政府行为取向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财政收入。但我们现在的税收主要产生在生产的环节上，流通的环节上有一部分，消费的环节上很少，财富的环节上几乎没有。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自然更多关心上项目，搞建设，而较少关注民众收入的提高，几乎是必然的。因此，需要在税收和财政的环节上进行改革，如果加大消费环节上税收的比重，地方政府自然就会更加关心本地的消费总额、民众购买力和群众的收入。【摘自中国（海南）改革研究院《2007中国改革评估报告》】【撰稿人：孙立平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社会学系教授；李实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罗楚亮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博士；刘尚希　国家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