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贫战略新考量

然而，为了贯彻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所强调的“搞好新阶段扶贫开发工作，对确保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具有重大意义，必须作为长期历史任务持之以恒抓紧抓好”，《瞭望》新闻周刊了解到，决策层已经对此明确指示，“必须依据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研究完善国家扶贫开发战略，进一步明确战略任务、战略重点、战略步骤和战略措施；研究完善国家扶贫政策体系，对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要继续坚持并不断强化，对不适应的政策要及时调整并不断完善，并与时俱进地出台新的政策措施。”

关于研究新的扶贫战略和政策体系，相关政府人士和学者认为，需要关注两方面的问题。

首先是从贫困地区到贫困人群的问题。应关注经济增长对贫困人口脱贫的作用是否在减弱，是否存在有效途径进一步促进贫困人口享受经济增长的成果；以扶贫工作重点县和整村推进为标志的瞄准贫困地区政策的效果，是否有更有效的瞄准贫困地区的政策；农村公共财政政策特别是农村教育、农村低保等制度对扶贫的影响程度，财政专项扶贫政策如何瞄准贫困人群等三个方面需要审视。因为这些问题不仅关系到扶贫体制的完善、财政扶贫政策的搭配，而且关系到专项财政扶贫政策方向。

其次，农业农村发展新特征对扶贫影响问题。研究人士表示，一方面，随着绝对贫困人口的急剧减少，中国扶贫的首要任务从解决温饱问题向稳定温饱并脱贫致富转变。目前，中国的农业发展出现了阶段性变化，即由原来的农产品短缺过渡到农产品供需基本平衡，再到提高农产品质量。这一变化意味着在目前农业经营规模不变的前提下，土地投入边际效率出现递减的特征，传统农业对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的作用在下降。

另一方面，工业化、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发展给农村社会带来影响。中国独特的农民工问题不仅引起了对短期农民工收入的关注，而且引起了对长远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的关注。从长远看，随着造成“城乡二元结构”的政策性因素逐渐消失，农村人口减少必然带来农村经济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

如果不能前瞻性地将这些问题作通盘长远考虑，非常有可能降低政策效果和造成投入上的巨大浪费。相关研究者认为，这些是研究新的扶贫战略和政策体系时需要作前瞻性考虑的问题。

政策新思路

针对专项财政扶贫的体制机制问题，相关人士认为应该明确三个取向：一是财政扶贫资金管理重心进一步下移，赋予省以下地方政府更多的权责，完善省以上监督和绩效考核机制，进一步提高扶贫效率；二是促进贫困人群更大程度地参与到扶贫的进程中去，提高贫困人群自我发展的能力；三是鼓励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创新财政扶贫机制。

“除专项财政扶贫投入的重要性外，更重要的是中国公共财政政策覆盖农村的进程。从近年来的公共财政政策趋向看，这一进程在加速，中国未来将不断改善贫困地区和贫困人群的公共需求状况和促进社会公平。”吴文智点评世行报告时说。

当前，根据减贫工作在新阶段所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和新要求，我国正建立开发扶贫和社会救助两轮驱动的新的专项扶贫开发模式。目前，我国专项扶贫开发工作的重点集中在五个方面：一是继续实施整村推进，即在重点贫困村开展各类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贫困地区的生产生活条件；二是继续强化“雨露计划”，培训贫困地区劳动力，促进其非农就业和务农技能的提高；三是继续推进产业化扶贫，通过支持产业化扶贫龙头企业和贫困地区发展优势产业，带动贫困地区农业结构调整，将贫困农民纳入现代化的农产品购销体系当中，进而实现脱贫致富；四是继续扩大移民扶贫搬迁，对生活在自然条件恶劣、“一方水土难以养活一方人”地区的贫困人口，按照“搬得出、稳得住、富得起”的要求，实行异地移民搬迁；五是加大对特殊类型贫困地区的综合治理，即解决一些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特殊难题，涵盖教育卫生发展、生态环境改造和基础设施建设等多个方面。

在宏观社会经济发展方面，促进减贫的基本战略包括：第一，全面推进改革开放，不断深化体制创新，为农村减贫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体制基础；第二，强化社会经济发展基础，努力促进经济增长，为农村减贫和发展创造基本动力；第三，实施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乡村战略，推动城乡统筹发展；第四，采取有效措施，扶持特殊群体。对少数民族、妇女、老人、儿童及残疾人予以长期持久的有资金和机制保障的扶持。（记者王仁贵 实习生 洪鸣 《瞭望》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