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4年开始，全国政协委员朱宗涵已连续三年提交了一个相同的提案——建议政府建立儿童医疗保险制度。尽管前两次提案都没有得到相关部门肯定的回应，朱宗涵委员仍然在今年“两会”期间再次提出了这个话题。他认为，儿童的生命很脆弱，一旦生大病，很多家庭难以独自承担医疗费用，有必要通过政府统筹的方式建立儿童医疗保障体系。

应当肯定，朱宗涵委员提出了儿童保护中的一个重要话题——儿童的医疗保障问题，它符合当今社会关心弱势群体、促进人类社会安全健康发展的主流思潮。

从生物学的角度看，儿童以其自身发育尚未完成、身体和心理处于薄弱阶段等特征，决定了他们是应当受到特别保护的弱势群体；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儿童又是人类的新生力量和希望所在，也是家庭的重点照顾对象。因此，儿童问题长期以来也是社会的关注热点之一，对一个追求和谐、负责任的社会和国家而言，重视和特别保护儿童权益，理所当然。

作为重视儿童问题的实际步骤，联合国大会于1959年11月20日通过了《儿童权利宣言》，提出了各国儿童应当享有的各项基本权利；1989年11月20日，在历经10年起草后，第44届联大又一致通过了《儿童权利公约》，迄今为止已有190多个国家批准履行该国际公约。中国作为该条约的起草人和提案人，也于1990年8月29日正式签署了该公约，并得到了全国人大的批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当年，中国还通过了《未成年人保护法》。长期以来，中国作为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的签署国，一直承担并履行着公约所规定的保障儿童基本人权的各项义务。

按照《儿童权利公约》的规定，儿童应当具有生存权、发展权、受保护权和参与权。其实，儿童的医疗问题，至少涉及该四项基本权利中的前三项，即生存权、发展权和受保护权。我国目前的情况是，少数地方政府根据自身经济条件，就儿童医疗保障制定了一些政策，比如上海、北京设立的儿童大病医疗互助基金。但多数地方还没有将儿童医疗问题纳入社会福利政策体系，即便京沪两地的做法，其实质也是民间保障而非政府支持；即使如此，它还因为有着户籍限制，颇受非议。

现实生活中，儿童常常面临一些严重疫病的威胁，例如白血病、先天性疾病等。这些病很多可以治愈，但需要花费很多钱。由于儿童医疗保障体制没有建立，大部分家庭一旦遇到儿童大病，就会立即陷入经济和心理危机的双重窘境。

作为没有劳动能力的未成年人，儿童的一切命运主宰于成人之手，但当他们遇到疾病特别是大病时，又需要社会的力量而不只是家庭的力量来扶持。如何确保他们度过人生最脆弱时所面临的疾病危机关口，体现国家和社会对人的基本权利的尊重和关怀。

再换个角度看，保护儿童利益，确保其不在非致命性疾病面前，因经济原因而凋谢生命之花，还涉及家庭的幸福。因为人们往往会从未来的角度，以比应对成年人疾病更大的力量来应对儿童疾病，但恰恰也是这个原因，使那些儿童患有重病的家庭更容易遭受双重打击。因此，建立儿童医疗保障制度，实际上也惠及家庭里的所有成员。

可以这样说，尽管儿童还不是当前社会的财富创造主体，却是整个社会的幸福源泉和希望所在；重视儿童医疗问题并为他们提供政策性保障，不仅是社会管理的技术性问题，更是重视人的基本权利的集中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