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6日，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张维庆在全国计划生育工作会议上说，政府正在考虑通过刑法来遏制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调的问题，即打击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行为。

当天凌晨，中国的第13亿名公民——同样是一位男性，在北京降生，取名张亦弛。

修改刑法治标是不得已

目前，中国人口性别比(男性：女性)为116.9：100，高出正常值10个百分点——正常人口性别比应在103～107：100之间。

1996年，福建省在全国率先推出了禁止以医学手段提前鉴定胎儿性别的地方性法规，并在随后几年内推广到除西藏以外的全部省份(西藏享受国家特殊政策，不实行计划生育)。而2002年9月起施行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三十六条，对相关情形明文禁止。

但根据国家人口计生委的调查，违反《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三十六条的地区并非一般人所预想的农村地区，反而主要集中在城镇，这与中国的农村地区并不普遍具备B超检测能力有关。

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些专家曾对一些城镇的医院进行调查，发现医生与做B超体检者的“心领神会”使调查无法取证。而计生官员由于执法权的限制，即使发现情况，也很难有效执行；另一方面，上述情形基本不涉及刑事责任，警方亦无法介入。

国家计生委新闻发言人、政策法规司司长于学军接受本刊采访时说，国家在调整性别比例方面已经采取了诸多措施，比如“关爱女孩”行动、利益导向治理(由过去的以罚为主转变为奖罚并重)等。

徐荣凯，云南省省长，由于在治理该省人口问题上的贡献，于2004年底荣获中国人口界的最高奖项：中华人口奖。该省的经验是“获优免补”政策。其中措施之一是，农业人口中夫妇生育女孩者，60岁后享受国家补贴的标准比生育男孩者提高20%。

但放眼全国，人口的治本之策取得效果并非一朝一夕之功。于学军指出，由于人口问题的不可逆性，治本过程中时间差的问题——比如性别比失调，不以有力的治标手段相辅，则难以取得最大效果。

而此次，国家人口计生委的动议，如果最终补入修订的刑法，意味着违反《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三十六条，将不仅负民事责任，还要负刑事责任。不过，于学军对本刊说，该项动议尚在可行性研究阶段，请法律专家做具体量刑研究等工作还未进行。

人口性别比例失调的类似问题，在韩国和印度同样发生过。韩国在上世纪90年代初人口性别比曾经高达116.5：100，此后逐年下降，2002年为112：100。究其原因，该国正是通过始于80年代中期的立法(打击选择性别的生育行为)缓解了上述问题。

这一问题在中国的情形将变得迫切。根据国家统计局2002年的中国人口变动抽样调查资料计算，全国0～19岁人口中，男性多出女性2377万。这意味着，未来的20年内，平均每年新进入婚育年龄人口中男性要多出女性120万左右，从而造成较为严重的婚姻性别挤压，以及相关的教育、就业等的性别挤压。中国社科院学术委员、中国人口学会常务副会长田雪原在他的论文里，表达了上述观点。

他对本刊表示，因为男女事实婚龄的差距，婚姻挤压效应现在暂不必忧，但如果治理不力，则未来堪忧。

而针对此前有媒体关注的“3000万光棍”说法，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出生性别比偏高对策研究》课题组负责人解振明对本刊说，3000万的数字，严谨地说是女婴被人为减少，而不是男性增加。

此前有媒体评论说，此次以刑法治理性别比失调，仍属于治标范畴。对此，于学军也未否认。他表示，最根本的解决之道，还是要靠经济发展与社会保障制度的彻底建立。那时，“养儿防老”或将成为历史。

“人口红利时代”即将过去

国家人口计生委印发的2005年工作要点中，“综合治理性别比升高问题”位列第五，尚属次要问题，其中位列第三的是“加强人口发展战略研究”，以及制定“十一五”规划和2020年远景发展目标。

据本刊了解，从去年开始，由中央高层批准，国家人口计生委等国家多家部委联合邀请人文学科的300余名专家，对人口战略进行研究。其间一名专家对本刊表示，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形势与以往有了很大不同，又在本世纪面临人口、就业和老龄化三大高峰，中国人口战略重新规划已势在必行。

上世纪70年代，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为6.0，也就是说，平均每名妇女要生育6个孩子。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总和生育率已经降到1.75左右。

1970年与2000年比较，全国0～14岁少年人口比例由39.7%下降到了22.9%；15～64岁成年人口比例由56.0%上升到70.1%；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由4.3%上升到7.0%，可见，供养群体庞大而受供养群体相对较小，中国社会尚处在“人口红利时代”。

但专家警告说，“人口红利时代”即将过去，随之而来的是“人口负债时代”。与发达国家不同的是，中国属于“未富先老”型，即在人均GDP只有1000美元的情况下就已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

于学军指出，1000美元和数万美元所能提供的社会保障有着本质的不同，也使中国的人口治理面临着无法借鉴其它成功模式的巨大挑战。

目前，“6个孩子的一代”处于就业高峰期，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第一个高峰将在“6个孩子的一代”步入老年的时期来临，也就是本世纪的30年代。

于学军说，如果不在此之前的二三十年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保障体制，老龄化问题将使社会不堪其重。

中国人口或将选择“软着陆”

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也将从根本上影响经济增长。田雪原认为，与发达国家相反，中国人口问题的性质属于“人口压迫生产力”，即人口和劳动力过剩。

专家们正在研讨的中国人口发展战略，目的就是改变这种过剩状况。重点内容是在控制人口数量增长的同时，尽可能地提高人口素质和调整人口结构，逐步使数量、素质、结构达到比较理想的状态。

田雪原对本刊说，中国的人口政策，已经走过了第一阶段——将总和生育率降低到了更替水平以下(2.1，即后代数量与父母数量大体相同)。下一阶段的目标应该是实现人口的零增长。

他在其论文“中国人口现状与未来发展趋势”中，提出了“硬、软、缓”三种着陆方案，其着陆点均为人口零增长。只是方案不同，人口零增长的年份选择也相应有所不同。

“硬着陆”方案，将维持如今从紧的低生育率政策，“缓着陆”将使生育率有所回升。前者虽然可以有效控制人口数量，但经济活力将大受限制，“未富先老”将更为严重；后者虽然有效缓解了人口年龄结构问题，但人口绝对数量激增，预计2050年达到最高峰值16.05亿，同样无法接受。

相形之下，折衷的“软着陆”方案最为张弛有度，似可接受。

按照这一方案，人口总量2030年达到14.65亿峰值以后出现缓慢下降趋势，人口老龄化65岁以上老年比例2050年达到23.07%峰值以后，逐步缓解。同时，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和结构比较适当。

不过，目前的方案设计尚未进入具体操作阶段。

此前还有媒体报道说，中国正在对计划生育政策进行调整。国家人口计生委新闻发言人、政策法规司司长于学军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表示，作为中国基本国策之一的计划生育政策没有改变，所谓“一个家庭两个孩子更合适”，是他在担任司长之前的学术观点，属一家之言，并非计划生育政策有变的依据。

不过，于学军表示，随着科学发展观的提出，计划生育政策的具体措施与手段确实发生了更明显的变化，已经从第一阶段的行政管理为主，转变为今日的行政管理与依法治理并重。

（记者：杨中旭）

《中国新闻周刊》2005年1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