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意就像“掷色子”

在丹东，和朝鲜人做生意的人大多带有一夜暴富的传奇色彩。如有人与朝鲜做海鲜贸易，几年就攒下几千万的身价；有人正在将计算机倒卖往朝鲜，每个月可以赚几万元。

不仅是丹东的边贸商，成功人士中也不乏朝鲜华侨的身影。一个流传甚广的朝鲜华侨做“边贸”的故事是：先穿一件军大衣到丹东，把军大衣里的棉花全拿掉，在丹东买上几百根油条，用塑料袋包好，装进军大衣里穿回朝鲜，再把油条拿出来偷偷卖掉。朝鲜实行供给制，基本生活物资都是凭票供应，有粮票、油票、布票等。这位华侨的几百根油条一下子成了抢手货，赚了至少是4倍以上的利润。

在物资匮乏的年代，几乎每个朝鲜华侨都会利用出入边境探亲的机会，携带一些食品和生活用品回去。

这些人也为后来丹东过境生意提供了条件。最初的时间里，只要过境设个办事处，雇一个朝鲜华侨做翻译，一家边贸公司就可以开张了。尽管程序简单，但是李良兵认为，如果中国企业过去，最重要的是要“有人脉”。可靠的人脉在投资朝鲜时是必不可少的。现在他也帮助一些企业和朝鲜方面联络。

李良兵在边贸行业摸爬滚打15年，交了不少“学费”。在朝鲜，所有商社均属计划经济下的国有企业，可欠款等明显带着“市场经济”风险的事情照样会发生。

曾经有一次，李良兵把粮食发到朝鲜，对方收货以后就消失了，去单位打听，说是“人已调走”。

有了太多自己和他人的前车之鉴，李良兵在新义州开了个办事处，请朝鲜华侨负责考察朝鲜商社的规模和信誉，还有社长的为人。即使这样，做边贸生意风险仍然极高。

“出了事也不知去哪打官司，即使签合同也没保障，”生意靠的是人脉，有时为了讨债，还得花钱买通上层关系，李良兵说，“就像掷色子，谁也不知道下一把会不会赢”。

而且，和朝鲜人做生意的一个惯例是，朝方人员来华后由中方全程招待，一切费用都是中方支付。而这些招待费用得想办法打进成本。

与李良兵公司规模相当的对朝贸易公司，在丹东已有四五百家，但在一位要求匿名的资深对朝投资人士郭先生看来，丹东还没有真正上规模的边贸公司，而由于朝鲜内部经济环境的制约，现在中朝边贸实际上远没到高潮期。

政治脸色

人脉之外，决定生意好坏的还有时局变化。

朝鲜商会社长“玩失踪”并不是最让李良东头疼的地方，他最怕朝鲜闭关。2006年那次朝鲜核试验就闭关了七天。

对朝旅游也经常关闭。“没准哪天就会通知你旅游中断。”在丹东，报名朝鲜旅游时也会被告知，时间需要提前预订，合同上也需注明“因政治原因停团，旅行社不负责”。

“他们的政策时常调整。”高新力说。作为一个丹东的边贸元老级人物，高现在已经“上岸”，担任辽东学院经贸专业的教授。

政治气候的变化不定，使中朝边贸蒙上了“敏感”的色彩。多位边贸商人拒绝接受采访或要求匿名，“满大街都是朝鲜人，谈论这些敏感话题容易引发他们的反感，一旦被列入黑名单就无法和他们做生意了。”

在李良兵的印象中，1992年中韩建交，迅速影响到中朝边贸，很多业务在当年陷入停顿。

去年朝鲜实施货币改革以来，同样影响了李良兵的生意。朝币急剧贬值，“已经没有汇率”，导致贸易无法结算。

一位长期从事中朝边贸生意的丹东人总结出三点生意经：一看市场价格，若有海外援助，价格必然会下降，但若在没有援助的情况下价格下降，就可以判断为走私在横行；二看人口流动，对人员进出境管理的松紧程度则显示了其国内的开放与稳定程度；三看党政军的人事变动。

事实上，即使在朝鲜货币改革之前，朝鲜的生意也受着其国内的影响。从2005年以来，朝鲜货币一再贬值，最初的25元朝币兑换1元人民币，至2009年年底，朝币在黑市的价格跌到700至800元兑1元人民币。朝鲜新币兑换旧币的比例为100∶1元。新币与人民币的官方汇率为7∶1左右，但是一个月内，这一比率一度在黑市上跌到300∶1。

现在朝鲜粮食缺口较大，丹东市外经贸局的上述处长说，朝核危机以来，国际对朝鲜的粮食援助大幅减少，每年青黄不接的时候，朝鲜各大商社就开始四处想办法。

该处长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丹东企业得到中央的额度也就每年两三万吨，配额之外，朝鲜不得不通过其他渠道，甚至是向民间购买。

这位处长介绍说，在洽谈业务的时候，不少朝鲜商家都直接告诉他，下次来朝鲜，多邀请些建材和矿产设备企业来。

显然，面对国际上的封锁，朝鲜希望在对外贸易中靠更多的资源来换取外汇，而朝鲜首先需要运输设施及矿产设备进行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