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新闻发言人制度的探索和改革，不仅有利于反腐败，满足公众知情权，更有利于向世界展示一个开放、透明的大国形象

北京奥运会前后，因中外记者云集北京，我国的新闻发布活动空前活跃。北京奥运新闻中心主任李湛军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回忆说，在奥运会期间自己参加了上百场新闻发布会。

“奥运会对我国新闻发言人制度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在李湛军看来，其至少出现了三大亮点。一是，我国基本建立了各部委、各省市的立体新闻发布机制，有新闻发布场所，出现了一些较有水平的新闻发言人，有关方面备有具体应对举措；二是，培训工作卓有成效，各地各部门设立了上千名新闻发言人，这为政府公开透明增色不少，真正改变了以前外交部在新闻发布方面“一枝独秀”的局面；三是，新闻发言人的工作有效引导了舆论，各地各部门开始尝到信息公开的甜头。

多位专家最近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均表示，新闻发言人制度是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的重要平台和纽带，尽管我国新闻发言人制度原先存在的一些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但北京奥运会前及举办期间，新闻发布的质量、频率都较以前更高，获得广泛赞誉。不过，北京奥运会结束后，我国的新闻发布制度改革让人感觉进展缓慢，甚至有停滞不前之势。

新闻发言人制度刚刚起步

回顾奥运的新闻发布成效，清华大学新闻学院常务副院长李希光认为，新闻发言人制度的改革十分可贵，说明我国政府正在向为媒体服务转变，从控制型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这个转变发生在政治上相对敏感的媒体管理领域。

李湛军分析说，我国新闻发言人制度经过奥运的检验，在进步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有些人还把新闻发言人制度当成一项门面工程。据他观察，奥运会以后我国新闻发言人制度有止步的迹象。“除国新办、外交部、国台办外，大部分部委和省市似乎变得松懈，好像当初紧张就因为外国记者多”，他说，“这不符合提升政府执政能力的要求。在任何时候都需强化信息公开的观念，应全面建立立体式的发言人信息披露机制。”二是发言人的语境处理还普遍有待提高，大话、套话、空话显得多，这一点奥运会时在某些场合就引起了外国记者的不满。三是宣传的迹象明显，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发布成效，新闻发言人应懂得平衡原理，既讲好的也讲不好的，既有抽象的也有具体的，不要藏着掖着。

“通过加强和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正确、有效、及时地借助媒体实施议程设置，已经成为加强政府执政能力的突破点”，李希光说。在他看来，传统的宣传体制下，突发事件、重要会议或其他重要新闻事件的报道，政府是通过看得见的手，命令媒体报道什么，不报道什么；而政府设立新闻发言人，是通过策划大量的信息并向媒体提供，对媒体施加影响，新闻发言人制度通过主动向媒体提供信息的方式来巧妙地影响和引导媒体与国内外舆论，效果比单纯的管制更为有效，更为聪明。

受访专家认为，各个部门各个层次的新闻发言人在奥运会期间的表现总体上是令人满意的，毕竟作为舶来品，新闻发言人制度在我国刚起步。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所长尹韵公说，对于新闻发言人的实践，应从制度上给予进一步的安排和设计。虽然我国的新闻发言人制度已基本建立，但新闻发言人普遍没有说错话的权利，应允许有一个钟摆，不超过其左右摇摆的尺度。这样，新闻发言人们不至于那么紧张。所在部门上级领导也应该有一定的承受能力，不要动辄对新闻发言人的工作说三道四，造成更大的心理压力。

“一些新闻发言人的习惯是尽量不作为，少作为，这不符合社会发展大趋势”，尹韵公说，“另外，他们的信息发布普遍不活泼、不幽默、不生动，应该加强培养力度。国外新闻发言人培训从街头竞选的时候就开始了，他们对表达的要求很高。比如在美国，任何一个议员或主管官员都要经历上百次的街头演讲，而我们一些发言人不太善于说话，这需要探索有中国特色的新闻发言人的培养机制。”

本刊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我国新闻发言人制度实施后的一大成果，是改变了政府对新闻的看法。多位受访专家认为，我国政府以前的管理不够国际化，自己认为不能发的新闻就迟发，或者捂住不发，新闻发言人制度的推行把旧闻和不闻取消了，政府变成了新闻的主动传播者，这些做法在国际社会上改善了中国政府的形象，为我们赢得了更多的声誉。

有受访专家认为，我国一定要保持新闻发言人制度已取得的改革成果，要不断摸索适合中国国情的模式，除了依法不可公开的信息，其他的要尽力公开。因为在互联网时代，电子邮件、MSN、QQ、个人博客等传播方式层出不穷，想压制信息传播是很困难的。由于第一印象很难改变，政府应该在第一时间发出自己的权威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