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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安装Flash播放器| 简要内容：后危机时期的全球再平衡仍然让我们捉摸不定。不幸的是，正当出口导向型亚洲的增长引擎亟须外部支持时，备受金融危机打击的发达经济体恰好无法提供外部需求的支持。作为东方的主要经济体，亚洲是否能走上再平衡道路，中国将起到决定成败的作用。 |
后危机时期的全球再平衡仍然让我们捉摸不定。大约是10年前的夏天，我作为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最初提出，一个不平衡的世界需要大规模的整合。我的全球再平衡论题的关键是：世界的储蓄水平是不同的，如何去整合它们。我希望美国能够提高储蓄、投资和出口，而“爱存钱”的欧洲和亚洲需要通过刺激消费获得新的增长动力。这样的结果是：不可持续的经常账户差额将会缩小。
怀疑者提出反驳，不平衡的状态已经不是一天了。一些人甚至还认为全球储蓄的不平衡是世界最终消费者（美国）和新兴生产者（以中国为轴心的发展中的亚洲）的共生体新象征，这种合作关系是新型的，也将是永久的。在一段时间里，这种声音被证明是正确的。在质疑的漩涡中，世界开始设法维持这种不平衡的状态。但因此，它却差点陷入了深渊。
2008~2009年的金融危机很明显是常年以来全球不平衡增长的体现。在美国，过度的消费达到了极点，创历史纪录，占GDP的71%，但美国的国内净储蓄率（家庭、企业和政府部门经过调整后的储蓄总和）在2008年首次下降到负值，并在2009年持续下降。因此，美国经常账户的赤字扩大到6%。同时，当中国成为泛区域增长的领导者时，亚洲还身陷于上世纪末的经济危机后的重塑，这样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最大的储蓄国。
现在，全球经济为在已经危险的不平衡上增加赌注付出了很高的代价。后危机的余震很可能让主要经济体的需求增长在未来几年徘徊不前。日本数十年的低迷有可能会发生在其他的国家。由于充沛的资产和债务泡沫，发达国家有可能重蹈日本的覆辙。对美国来说尤其如此，因为它有过度消费的文化传统，过度负债、低储蓄、就业不足，当然也包括依赖泡沫的美国家庭现在正面临着未来多年的节约开支。负债累累的欧洲开始探索财政整顿计划，而这会阻碍经济的数年增长。
亚洲在过去的10年里改变非常大。这有助于在两次危机（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完成过渡。在这段时间中，亚洲已经积极行动，避免自己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拥有大量的外汇储备，从上世纪末的不足1万亿美元提升到2008年5万亿美元。从策略上说，这一战略是明智之举。它提供给亚洲一个新的缓冲融资工具，本质上说，随手可以获得自我保险的资金，这样可能成功地为始料不及的全球冲击提供缓冲。
但是发展中的亚洲做得并不够。它没有摆脱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模式，而出口导向型的增长模式对其经济发展不利，这是其长久以来的经济发展特征，这一模式加剧了对外在需求的依赖——增加了该地区出口份额占GDP的比重，从上世纪末的35%增长到10年后的45%。这让这些地区在后危机时期处于不利境地——比以往更依赖外在需求。不幸的是，正当出口导向型亚洲的增长引擎亟须外部支持时，备受金融危机打击的发达经济体恰好无法提供外部需求的支持。
亚洲需要提防新的令人不安的自满。我们不应该假设大危机之后和危机中的恢复已经成功解开了经济增长的束缚。后危机的余震（首先是美国，现在是欧洲）是一个警钟，严重依赖外需的亚洲应该认真对待这一问题。我们不能沉溺于今天的恢复——这种反弹更多的是由于暂时的政策刺激而不是内在的活力，这种反弹多半是由于储蓄的作用而不是创新带来的。这样的挑战在中国体现得最为明显。
作为东方的主要经济体，亚洲是否能走上再平衡道路，中国将起到决定成败的作用。中国私人消费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6%，向消费导向型经济的转变将使中国受益良多。但是，如果中国未能向消费导向型经济转变，它将会因发达国家危机过后的外需疲软而深受影响。
对中国的这种转变我非常有信心，正在酝酿的“十二五”规划围绕促进消费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包括打造一张资金充沛的社会保障网、提高农村收入、以服务业为龙头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因此，在接下来的5年里，预计消费占中国经济的比例会上升到45%，对这点我也不感到惊奇。
但是这只是对未来的预测，例外总是存在。同时，按照这一现状，我们期待已久的全球再平衡只是刚刚开始。西方国家经济正在下滑，可能在接下来几年里还是这样。只有当亚洲获得35亿消费者的支持时，我们才能保证亚洲为全球经济的增长提供新的源泉。
所有的这些都可能导致全球再平衡的延期，这种延长是痛苦的。同时可能会引起东西方之间令人不安而且危险的贸易摩擦，西方采取措施来保护处于困境中的工人，而东方试图减少贫困和吸纳富余的劳动力。
如果说世界没能勇敢地面对10年前再平衡的决心，那么今天，这种挑战将变得更加急迫。当不平衡被忽略时，大危机就出现了。我最大的担心是：不平衡的世界不可能有第二次机会。（作者系摩根士丹利亚洲非执行主席、耶鲁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