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京官生涯

1952年8月，汪道涵被任命为政务院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离开上海到首都当京官。

汪道涵37岁进京当副部长。这个年龄的副部长在当今的中国官场寥若晨星，在上世纪50年代初期却是很平常的事，因为当时中国共产党刚刚接管政权，即使是共产党最高领导层里的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和朱德等也都只是五十来岁的壮年。

汪道涵中年之前长期在江南生活，除了30年代后期在延安、40年代中期在山东住过一个短时期，他一直是在安徽故乡、上海和杭州等地工作。这次赴京当副部长，一干就是30年，当中“文革”十年属蹉跎岁月，直到1981年重返上海。

1952年秋天，汪道涵举家从上海迁往北京。当时的北京还没有展开大规模的市政建设，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保留着古都的风貌。汪道涵一到北京，即投入繁忙的日常工作。8月17日，汪道涵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出访，代表团的团长是政务院总理周恩来。这是汪道涵第一次出国访问，去的是当时被称为中国“老大哥”的苏联。此后十多年汪道涵几乎每年都出国访问，在五六十年代的中国，这样见多识广的官员为数并不多。这要归功于汪道涵所从事的非常务实的工作——机械工业。

官员眼界的开阔与否，对于中国的开放具有决定性意义。

汪道涵年轻时没有留洋，但是从三十多岁开始，恰恰是在中国重新进入闭关自守状态的时期，他得以经常出国，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和认识非一般中共干部可比。

汪道涵的海外行程包括：

1953年10月率团赴东德(他是中德技术与技术科学合作委员会中国组组长)；1957年10月作为中国科技代表团成员访苏；1963年2月访问捷克斯洛伐克并代表中国签署中捷科技合作协议；1964年汪道涵转任国务院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副主任(副部长级)；1965年陪同外长陈毅出访巴基斯坦、叙利亚、阿尔及利亚、几内亚和马里等国;1966年3月陪同国家主席刘少奇出访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这是他在文化大革命前最后一次出国访问。

正是因为从事机械工业这一行，出身于诗书之家、本人也受过良好教育的汪道涵，在历次运动中，不像其他知识分子干部老是挨整，没有吃过太大的苦头。但他的仕途也不算太顺利：汪道涵一共当了16年副部长——在一机部当了12年副部长，1964年转任外经委副主任，仍然是副部长级——这在政坛相当罕见。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国务院大部分部门陷于瘫痪，汪道涵也“靠边”了。

罗山干校的读书生活

文革后的1978年，外经委改组为对外经贸部，汪道涵重返政界，还是出任副部长。也就是说，汪道涵从1952年37岁进京开始担任副部长，中间经过十年文革，到63岁东山再起，在官场上一直是“原地踏步”。这种状况直到1980年4月出任国家外资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才开始改变，因为这个职务是正部长级，这时他已经65岁了。

汪道涵在北京的这30多年，经历了中国前三个五年计划有关机械工业部分的实施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也经历了文革后的拨乱反正，期间颇多惊涛骇浪。

1968年10月，毛泽东在黑龙江办“五七干校”的材料上批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这一最高指示决定了大批干部的命运，无论是中央还是省的干部，都分批下放劳动。

国务院各部委分别在各地建立了“五七干校”，外经部的干校设在河南省的罗山县。汪道涵于1969年离开北京，跟随外经部的一批干部来到罗山。这一年他54岁。五十多岁的人，到中原农村开始一种新的劳动生活。

罗山在河南省的东南部，是淮河上游的一个农业县，出产稻米和小麦。淮河向东流，汪道涵的故乡嘉山就属淮河的下游地区。虽然以五旬之躯在农场从事农业生产体力劳动并非愉快，更不是陶渊明所歌颂的悠然的田园生活，但是远离京城，远离尘嚣，也使汪道涵意外得到了静心读书的机会。

在这3年中，他系统地读完了二十四史，对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有了新的心得。他还读了不少其他历史、文学和经济方面的书籍，有时甚至以翻阅《辞源》为乐。他后来提起这个时期的时候说：“这3年是我平生读书最多的时候。”

后来汪道涵出任上海市市长，退休之后应聘担任国内外大学的兼职教授乃至于担任海协会会长，这个时期的“农村大学”积累的读书体验都发挥了作用。

文革结束后的拨乱反正持续了大约两年，长期的文革和混乱首先是僵化了人们的思维方式，所以邓小平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邓的主导下，中共中央在1978年年底举行了一个重要会议，史称三中全会，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三中全会后，中国正式确立了对外开放和对内改革的国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发展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大陆和台湾的关系也渐趋缓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