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6月2日，第二届“青年与艾滋病”研讨会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召开。其间，大学生艾滋病防治社会动员项目组发布了“2006年北京高校大学生艾滋病基本知识和态度”的调查报告。针对调查中涉及的一些问题，以及大学生在艾滋病防治中发挥的作用，本报记者对项目组负责人、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社会工作学院副院长侯欣，以及项目组成员、社会工作学院周晓春老师进行了专访。

记者：从调查结果来看，现在大学生对艾滋病的了解有多少？

周晓春：这个调查是我们在去年年底做的，在北京的12所高校发放了1200份调查问卷(回收有效问卷1089份)，测试大学生对艾滋病的认知程度、对艾滋病特征、传播途径的了解情况以及对相关政策的熟悉程度。总体上来说，大学生对前两个方面的认知水平明显高于普通公众，但对相关的国家政策缺乏认识。

根据统计出来的结果，92%的大学生知道感染艾滋病会有生命危险，84%的大学生知道通过外表不能判断一个人有没有感染艾滋病，82%的大学生知道目前没有艾滋病疫苗。但同时，31.7%的大学生不知道艾滋病患者和HIV感染者不同，只有47.2%的大学生知道感染了HIV在一个月内无法检测出来。

大学生对艾滋病传播途径也比较了解，但在某些具体的方面还有些问题。比如蚊虫叮咬是不会传播艾滋病的，但41.4%的大学生不知道；21.4%的大学生认为与病人共用浴室、马桶、游泳池会感染艾滋病，这同样是错误的认识。

记者：如果以100分为满分，您会给大学生群体打多少分？会给普通公众打多少分？

周晓春：对比2004年卫生部做的一项针对全国居民对艾滋病了解情况的调查数据，大学生对艾滋病显然更加了解。如果打分，大学生应该能有70分，普通公众只能打60分。具体到三个方面，大学生对艾滋病基本特征的了解能打70分，传播途径方面能打80分，而他们对政策的了解不够，只能打50分。

记者：大学生通常会怎样看待艾滋病病人？在这方面，调查数据有哪些体现？

周晓春：总的来说是比较好的，但是也会有一些恐惧和排斥。从数据上可以看出，多数同学会把艾滋病和道德联系在一起，具有歧视的潜在动机——26%的人认为艾滋病和道德品质有关，半数人则认为“取决于患者得病的途径”。

一方面，大学生愿意为艾滋病病人做事——75.7%的大学生表示愿意参加跟艾滋病有关的志愿活动；大学生对艾滋病病人的教育和就业机会也比较宽容——认为艾滋病病人可以就业的人占31.1%，有所限制的情况下可以就业的有42.9%，明确表示不可以的仅占3.6%；表示可以入学的占41.6%，有所限制下可以入学的有30.7%，明确表示不可以的有6.8%。不难发现，相比普通公众，大学生更能接纳艾滋病病人。

另一方面，恐惧和排斥情绪也有不少。比如说当问到“你的同学如果得了艾滋病，你愿意不愿意继续跟他生活在一起”，回答“不愿意”的比例还是挺高的，有23%。44.1%的人说不清楚，勇于接纳的只占32.9%。

记者：从现实情况看，大学生对参加艾滋病防治积极吗？

侯欣：2003年开始，我们组织了一个大学生艾滋病关怀志愿网络，目的在于联络高校的大学生。我们每年的10月份左右会组织一次对北京市部分高校大学生的艾滋病方面的培训，到现在已经有3次了。最近的一次是2006年的10月份，因为场地有限我们只能接受40个大学生来参加培训，但是报名的人很多很多，我们不得不拒掉很多人。

周晓春：我完全没有想到，这些学生回到学校以后能量爆发得那么大。原以为他们接受完培训之后自己会有所改变，这就不错了，但是没有想到，没等我们继续介入，他们回去以后就自发组织了很多活动，包括在校园宣传艾滋病知识、对其他同学进行培训等等。

记者：为什么想到要在大学生中推广艾滋病防治呢？

侯欣：以前艾滋病的主要传播方式还是卖血和吸毒，但是现在性传播已经成为主要传播方式之一。这个变化对整个社会的影响是很大的。不一定是吸毒者、性工作者、卖血的特殊群体，才有机会感染艾滋病，也有可能通过夫妻、性关系、母婴传入到正常的家庭里。那么在这种传播方式和过程之后，它影响的就会是整个社会。它打击的主要是青壮年，20岁到39岁之间的青年是最容易被感染人群，性活跃期的人群。它会让整个社会失去最主要的劳动力。

大学生是青年人群里非常重要的一个群体。现在中国有1500多万大学生，而且被社会高度关注。本身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还是挺强的，但以前对艾滋病的了解并不太多。所以我们希望通过在大学生群体中推广艾滋病防治工作来达到两个目标：一是影响大学生；二是让大学生再去影响其他人。

记者：这4年当中，有没有哪一次活动给您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

侯欣：“香蕉事件”。安全套在艾滋病性传播的过程中其实起到一个很重要的阻断作用。有一次培训，学生来了之后，我们给他们每人一元钱硬币，让他们去投币买安全套，买回来之后发给他们每人一根香蕉，让他们戴。很多学生是第一次接触安全套，就手足无措，很紧张。

周晓春：一般来说，大学生对性的态度可能是开放的，但是实际上，一些具体的保护自己的方法反而容易被忽视，没有这方面的技巧、技能。在“香蕉事件”之后，学生自己的触动也很大。

记者：在你们搞的活动中，大学生有机会面对面接触艾滋病患者吗？

侯欣：肯定会有。但其实我们并不刻意强调、或者说那么在意地要让大学生去接触病人。

我们每年培训的时候都会请病人来，会有一个面对面的节目，让病人和大学生在一起交流。一般情况下我们会让他们坐在一起，病人先不表明身份。通常他们会先听大学生讲自己想做什么样的活动。之后再请病人谈，病人是怎么看他们的活动的，感染者是个什么样的心情，需要一些什么样的活动，等等。学生也会通过这个环节来提问，双方充分交流。

有学生在第一次和病人握手、拥抱的时候，会觉得特别有挑战。他的理性告诉他这是没事的，但是感性上还是会有很强的震荡。事后他们会说，觉得自己冲破了一个什么东西，做了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情。

有些学生告诉我，在和病人接触之前，自己会想象病人是什么样子的，但是当他发现病人跟我们健康人没什么不一样，同样有自己的生活，也有妻子、孩子，有想爱的人的时候，又会觉得很诧异。学生会很吃惊：原来艾滋病病人的生活也是很正常的。

记者：您在研究中提到最多的一个词就是“社会动员”，主要指什么？

侯欣：在艾滋病的防治工作中，最重要的是建立一个关爱艾滋病患者和感染者的社会环境。这一点非常重要。不是说我有知识了，洁身自好，就能避免感染艾滋病，就能免除恐惧。如果整个社会环境不安全的话，病人受到排斥、歧视，他们就会产生一些极端的行为，这就会破坏整个社会的安全。

这就是我们要做社会动员的一个重要原因，潜在的社会心理的东西会是很复杂的。个人的社会背景、价值标准、行为原则都会影响到你去评判艾滋病。这个社会问题太复杂了，它冲破了我们很多很普遍被接受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艾滋病会比其他疾病更难被公平对待的重要原因。(记者 谢小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