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形成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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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和中国文化相结合，著成《实践论》、《矛盾论》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文献，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方法论，确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思想路线，澄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逻辑根据，奠定了开拓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基础。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哲学方法论 毛泽东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与关键
160年前，以《共产党宣言》发表为标志，马克思主义在欧洲形成。《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当时为全世界无产阶级确定的解放道路和战略范本。然而，正如马克思当年讲的和以后事实证明的那样，马克思主义关乎的“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 一百六十多年以来，世界各国无产阶级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旗帜的指引下，在实践中开拓自己的道路，取得了不同的历史进步。中国共产党的成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现实化的伟业，总结根本经验和基本结论，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这里面最核心、最关键的是怎么样、为什么结合的问题。因此，确立结合的方法并给予本国群众解释，做到理论掌握群众，是一个要害问题。
1883年，恩格斯在马克思的悼词中提出，“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因此使得“欧美战斗的无产阶级”和“历史科学”“就豁然开朗了” 。恩格斯在这里实际上告诉人们，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世界人民自觉革命的思想武器。所谓思想武器，就是它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不是具体行动方案。这恰恰是一般人最容易混淆的。马克思去世之后，针对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等错误思潮盛行，晚年恩格斯极力弘扬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实质，一针见血地指出：“马克思的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 他特别强调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方法，不断分析解决重大现实问题，不断进行理论创新，不断开拓实践，把马克思主义推向前进，把实践推向前进。1893年，恩格斯对费加罗报纸记者谈话时说：“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
马克思主义是19世纪以来现代社会中“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 ，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一方面具有普遍真理意义，一方面又在不同国家和不同历史阶段上显现其不同的指导意义。对于各国的无产阶级来说，“在将来某个特定的时刻应该做些什么，应该马上做些什么，这完全取决于人们将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那个既定的历史环境。” 他们的实践是在既定的历史环境中，自觉开展具体的工作，推进自己的解放事业，因此，他们的理论方法和行为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方法和基本原理，以此“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 ，从而确立自己的道路和战略。
最重要的在于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马克思首创的“新唯物主义”哲学方法论形成于19世纪40—80年代的40年间，从著成《1844年经济学手稿》到1883年马克思逝世，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等著作中得以阐述，后又经恩格斯的阐释和发展。在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的40年间，从1883年普列汉诺夫创立劳动社到1922年列宁发表《论战斗的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俄国得以传播、验证、运用和发展，后经苏联的宣传、论辩得以系统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唯物的观点（反对唯心主义）、辩证的观点（反对形而上学）、历史的观点（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实践的观点（反对旧哲学）树立起来，逐渐在世界范围内现实化，起到了指导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作用。
唯物的、辩证的、历史的、实践的哲学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性的方法。对于中国来说也是如此，关键是怎样用这样的方法具体武装和指导中国人的革命行动。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然要有一个在哲学上对其阐释、完善和结合中国实际加以具体运用，形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路线的环节，这个环节对于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开拓具有逻辑上的优先性。
中国是通过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真正认识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不可避免地要受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本本”和苏联模式的直接影响。“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全世界也帮助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思考自己的问题。”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艰辛探索前进道路，历经近代革命斗争和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在俄国革命的影响下，“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 正因为如此，中国人对待马克思主义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以陈独秀、王明为代表的错误的教条主义方式，“对于中国问题熟视无睹，只能记诵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个别的结论和个别的原理”。 一种是以毛泽东代表的正确方式，那就是“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 在这两种方式的区别中，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最核心、最关键的还是一个方法问题，亦即解决一个马克思主义具体化的思维方式问题。
因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一部分，所以它需要马克思主义指导；因为中国社会主义是中国历史环境和具体实践规定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社会主义首先需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方法分析解决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具体问题，从而推动这一运动走向胜利。因此，中国社会主义实践首先需要的是确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从1917年以后中国涌动马克思主义思潮到中国共产党成立再到1957年《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的40年间，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人解决了这一核心的和关键的问题，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这样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又主要见诸于70年前发表的《实践论》、《矛盾论》和50年前发表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