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形成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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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毛泽东哲学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拓
《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文献，是毛泽东哲学最为经典之作，其精髓以一贯之，即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亦即理论联系实际。对于后来他称之为的党的三大优良传统之首、思想路线之魂的“理论联系实际”，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诠释说：“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和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与实际相联系。” 将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世界观、价值观用以具体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并在此实践过程检验和丰富马克思主义，这就是毛泽东“三论”的理论宗旨——在思想方法上根本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形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这一过程在实践层面上就表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和开拓。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和开拓的建树，始见于1922年中共二大制定了党的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前者把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纳入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范畴，后者标志着具体展开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步骤。因为中国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所以中国革命的前途必然是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但是，由于当时的中国属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的革命对象首先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而非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因此，在社会主义革命之前必须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这一任务的完成又必须由中共共产党来领导，而不能由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存在千丝万缕联系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来领导。由于中国是一个前现代化的农业大国，农民就成为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是中国正确的革命途径，而不能照搬从城市暴动到全国胜利的俄国之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
1949年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基本完成以后，中国革命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化。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与中国无产阶级有对立的一面又有反帝反封建统一的一面，所以利用后者属性实行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同时开始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成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革命即社会主义改造道路。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落后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已经颠覆，绝大多数中国人拥护共产党领导，走上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一致起来，因此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大力发展生产力、搞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成为新中国的前进方向。在道路选择上，毛泽东当时就提出要努力摆脱外国模式，走自己的路的任务。其根本精神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斯大林讲得对的那些方面，我们一定要继续努力学习。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我们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四、毛泽东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意识和哲学逻辑
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最根本的体现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即唯物的、辩证的、历史的和实践的等立场观点，来分析解答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这种理论行为展示出毛泽东驾轻就熟、挥洒自如的几种意识。
（1）国情意识
在开辟中国革命的道路的过程中，毛泽东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等文献生动地展现了他“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 的风范和“引入实际去研究事实与真理” 的信条，辐射出毛泽东深厚而可贵的国情意识。在论证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时，毛泽东把握了中国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走向社会主义的基本国情，“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所以，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根据。” 在新民主义革命胜利前夕，他总结经验说：“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 建国以后“一化三改”总路线和中国农轻重工业化道路的确立也植根于毛泽东分析的中国国情。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毛泽东很注意规避苏共二十大揭露的苏联过去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缺点和错误”与“走过的弯路”，他说：“我们从苏共二十大得到的最重要的收益是要独立思考，从各个方面考虑如何按照中国的情况办事，努力找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
（2）群众意识
群众意识和国情意识是毛泽东贯彻唯物辩证法、理论联系实际的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前者更体现了他的价值取向和目标宗旨。毛泽东认为“无产阶级要取得胜利，就完全要靠他的政党——共产党的斗争策略的正确和坚决。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到群众中做实际调查去” 才是正确的做法，否则就“一定会弄坏事情，一定要丢掉群众，一定不能解决问题。” 所以，“群众的观点是共产员和革命的出发点与归宿，从群众来到群众中去，想问题从群众出发就好办。” 在中国革命的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把群众观点上升为“群众路线”，视之为最根本的政治路线和工作路线。1957年春天，毛泽东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指出：“所谓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就是我党从来经常说的走群众路线的问题。共产党员要善于同群众商量办事，任何时候也不要离开群众。党群关系好比雨水关系。如果党群关系搞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巩固。”
（3）自主意识
列宁说，“就本来的意义讲，辩证法是研究对象的本质自身的矛盾。” 因此，“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 毛泽东将这种具体分析具体表述为研究矛盾的普遍性（共性）和矛盾的特殊性（个性）的关系，他提出：“这种共性，即包含于一切个性之中，无个性既无共性。假如除去一切个性，还有什么共性呢？因为矛盾的各各特殊，所以造成了个性。”“这个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 可以说，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核心就在于把握矛盾共性之中的特殊性，对于特殊性、个性的重视，使他在理论上矢志不移地反对教条主义，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课题，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做到自主，防止和反对主观主义的“左”右倾机会主义。他认为机会主义者和“风”派人物，“自己毫无主见，往往由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 在革命时期他说：“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我们并不孤立，全世界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和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但是我们强调自力更生，我们能够依靠自己组织的力量，打败一切中外反动派。” 在建设时期他又说：“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主义，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
（4）权变意识
“权变意识”可以概括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一个突出特点：一是他注意矛盾对立面及其对立属性之间的转化，一是他注意新旧矛盾和过程的更替。“权变”使他能够避免僵化的决定论和机械论的束缚，既全面又历史地辩证分析观察问题，在中国社会变革的舞台上，始终“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的威武雄壮的活剧来。” 对于对立面的转化，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极为精彩地提出，尽管一般说来生产力、经济基础、实践对各自的对立面居于主导地位，这是唯物论。“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下，又转过来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着如同列宁所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的时候，革命理论的创立和提倡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着政治文化等等上层建筑阻碍着经济基础的发展的时候，对于政治上文化上的革新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了。……这不是违反唯物论，正是避免了机械机械唯物论，坚持了辩证唯物论。” 而毛泽东的革命转化和社会转化学说则是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有步骤、分阶段展开的直接理论根据。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阶段，新民主主义过渡时期由社会主义改造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实现自我发展和完善。权变意识又使他创造性地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理论和开辟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他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罢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它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现在的情况是：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成为在新的生产关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
（5）创新意识
创新按照毛泽东哲学语言说就是“发扬自觉的能动性”。毛泽东认为，唯物辩证法“最重要的方面是能动性” 。“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使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我们名之曰‘自觉的能动性’，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一切根据和符合客观事实的思想，一切根据与正确思想的做或行动是正确的行动，我们必须发扬这样的思想和行动，必须发扬这种自觉的能动性。” 开辟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是实践创新，毛泽东的理论创新同样蔚为大观。学术界认为，毛泽东的“两论”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贡献了许多新思想。例如关于认识的能动作用，关于矛盾普遍性的内涵，关于矛盾特殊性的情形，关于主次矛盾和矛盾主次方面及其转化，关于矛盾的斗争性与同一性及其转化，关于辩证法的精髓，都发展了以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两论’从基本方面来说，是个理论创造工程。” 而1956年的《论十大关系》、1957年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则明显地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列宁曾说：“在社会主义下，对抗消失了，矛盾存在着。” 毛泽东由此出发提出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性质、情形、处理方针与目标，为社会主义改革与建设以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勾勒出理论逻辑和努力方向。
（6）实践意识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相统一是毛泽东理论与实践的主题。毛泽东推崇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特点，即“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 他赞同列宁所说：“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但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 他提出“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没有别的东西可以称得起我们所讲的理论。”“在实际斗争中进行详细的调查研究，概括了各种东西，得到的结论又拿到实际斗争中去加以证明，这样的工作就叫做理论工作。” 所以，毛泽东倡导“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认为正确的路线与政策“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 。作为领袖的毛泽东其实践意识主要体现在善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和调查研究方面。的确，正是经过了陈独秀、王明两次机会主义错误教训之后，才开辟了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到1956年初，毛泽东用了一个半月时间，进行了建国以后时间较长、内容较为系统的调查研究，听取了中央34个部门的工作汇报，并经过中央政治局几次讨论，他集中概括并形成了《论十大关系》的重要思想，目的就在于“努力找出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
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博大精深，如果采用列举方式梳理其内容往往难以尽数，只能择其要点而获其要义，循其意识而悟其精髓。上述思想意识成为了毛泽东等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共同的精神风范和气质，支持着他们开拓中国社会主义道路，也锻造了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主题和实践逻辑。这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着眼于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远大理想，立足中国国情和历史阶段，辩证分析社会运动的结构变迁和前进方向，确定中心工作和主要任务，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统筹平衡，和谐发展，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一步一步推向胜利。
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本人在晚年也曾一度背离了上述精神原则和思想逻辑，主要表现在经济发展激进化，阶级斗争扩大化，意识形态建设极端化，致使中国走了一些弯路。邓小平开始拨乱反正，开辟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思想方法论上可以说对毛泽东哲学方法论的恢复、发展和完善，结果才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对于这一点，对于不断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对于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拓新局面、取得新胜利，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上述继往开来的使命，邓小平讲得再清楚不过了。1980年10月25日，邓小平同负责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中央领导谈到：“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嘛，就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嘛。基本点还是那些。从许多方面来看，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文化部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 陈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