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中国自然保护区纷纷调整功能

- 冯永锋

截至2007年底，我国共有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区2531个，超过15%以上的国土面积纳入保护范畴，可谓蔚为大观。但是近年来，在保护区数量持续增长的同时，一些自然保护区、尤其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开放式保护”的名义下，要么成立功能纷繁的管委会，要么开展生态旅游，总之采取各种手段有意无意地调整它们的功能或者功能区划。

纷纷调整功能，意在经济开发

几乎所有到江西井冈山旅游的人都没有想过，这个以红色旅游著称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90%以上的面积都与江西井冈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相叠合，后者的“核心区”包括河西垅和湘洲，主要保护地带性自然景观和亚热带常绿阔叶树种资源，成立之初的规定是“绝对保护”。

近年来，井冈山为了发展经济，开始对自然保护区进行功能区划调整。2005年，江西成立了井冈山管理局，这是一个副地级的机构，经省里批准，井冈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整体成建制划归井冈山管理局管理。井冈山管理局开始了调整自然保护区功能区划的工作，他们说服了江西林业厅，又说服了国家林业局，最后说服了自然保护区的“末端审批单位”原国家环保总局。2008年3月18日，原国家环保总局发布公告，对井冈山自然保护区功能区划进行了调整，面积增大了一些，只是河西垅和湘洲核心区的有些地方，被替换成了“缓冲区”和“实验区”，以便水电站、国际会议中心等项目能够在里面顺利开工。因为按照自然保护区的相关规定，核心区禁止一切人类活动，但缓冲区和实验区的保护政策就宽松得多。

2008年12月24日，环境保护部发布了新一轮公示通告，里面列出了9个申请调整功能区划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其中只有河北大海坨、宁夏中卫沙坡头的面积略有增长，其他5个保护区的面积严重缩水；另外有两个保护区的面积没变化，但其核心区与缓冲区、实验区被重新定位。

成立管委会，弱化保护部门权力

我国对自然保护区的严格保护、封闭式保护有着明确的法律规定。但为了发展旅游业，一些保护区想到了撤销独立的保护区管理局，成立“综合管委会”的办法，来应对“烦人”的自然保护区法规。表面上看，自然保护区的级别都升了半格甚至一格，但实际上，保护区的独立性已被悄悄地取缔和弱化，真正做自然保护的人正在丧失他们的发言权和决策权。

井冈山成立井冈山管理局之后，井冈山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划归井冈山管理局，一切业务、人员和经费全都得由井冈山管理局批准，其相对独立的地位荡然无存。

长白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也是如此。2006年，长白山管委会成立，长白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的相对独立地位被剥夺，成为管委会的一个“业务部门”，一切保护和开发策略都由管委会制订和执行。1958年长白山成立保护区之后50年内，保护区内东北虎消失、梅花鹿消失，马鹿从5000只以上降到不足50只，黑熊、棕熊被大肆捕杀，河流内的鱼类几乎全被捕光、钓光。如今管委会成立之后，心思没有放在增强保护策略上，而是把行动目标定位在旅游发展上，准备建滑雪场、狩猎场、高尔夫球场，盖别墅、度假中心，修机场、公路，旅游开发势头火热。生态专家认为，长白山的物种保护前景堪忧。

井冈山和长白山的“成功模式”正在被成批复制，全国各地的许多保护区都准备成立或者已经成立管委会，其目的大都在于旅游开发。即使没有建立“管委会”的保护区，也准备在生态旅游上一展身手。黑龙江扎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丹顶鹤、白鹤等众多水鸟的繁殖地和栖息地，目前缺水现象严重，每年春季的大火都威胁到鸟类的繁殖，但保护区管理局却正在一门心思谋划开展生态旅游。

“开放式保护”应朝“保护权下放”方向发展

现在，关于自然保护区如何发展，大体有两种观点，一是持续地进行封闭式保护，国家投入更多的资金，让保护区有能力保护当地生态系统，有能力对当地生态系统进行全面的综合研究，有能力防止其他利益群体影响保护。

另一类观点就是应当施行“开放式保护”。中欧生物多样性联盟项目顾问王海滨认为，50多年来，中国的自然保护区面积虽然越来越大，数量越来越多，但保护能力未见增强；几乎所有的自然保护区都搞不清自己的家底，大家都在表面上做点“巡护”工作，很少有人做研究、监测。更严重的是，保护区与周边社区的关系一直非常紧张，当地百姓的收入很难从保护区的生态保护中受益。

生态专家沈孝辉认为，如果用开放式保护的观点来看，自然保护区纷纷调整功能区划、成立管委会、大力发展生态旅游，甚至在保护区内种植人工纯林以发展纸浆产业和生物柴油产业，都可视为开放式保护的探索。只是这样的探索是不是有些过了头?

更多的专家建议“社区共管”。2006年，云南省决定成立“普达措国家公园”，借用国际通行的“国家公园”的保护地运作模式。首先成为“试点”的是纳帕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与旁边的属都湖风景区。两大块面积联合在一起后，保护面积增大了，当地百姓可参与到旅游开发中：国家公园每年给当地百姓一定的补贴，对当地百姓进行培训，一些工种也可由国家公园区域内的百姓担任。旁边的白马雪山保护区管理局局长谢红芳说：“我们慢慢地发现，保护区有帮助当地百姓发展的任务，因此，我们正在全力推进社区共管，让当地百姓成为保护的共同力量，成为保护区的受益目标群体之一。”

北京大学生物学教授吕植负责的北京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在青海、四川、云南等地尝试推进“协议保护”。这个办法是由当地管理部门，比如青海省林业厅，与保护区范围内的某个村庄签订“协议保护合同”，授权当地百姓对其“行政区”范围内的物种进行保护和管理。这种方法在有自然保护传统意识的地方非常受欢迎，黄河源头第一县曲麻莱准备在全县推广这种措施，因为当地民众发现，保护权利回归到自己身上时，自己不仅可以决定发展区，而且可以决定保护区，这对生态保护是有益的。而在过去，保护区被上级政府全部收走，结果，其保护力度反而非常虚弱，保护地经常成为其发展经济的重要目标。

吕植认为，中国如果要想推进“开放式保护”，最理想的方式是“保护权下放”，让当地人成为保护的主体。更理想的方式，是推进全社会进行共同保护，鼓励公众自由成立“民间自然保护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