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农村生态文明建设与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一席谈

自去年十七大召开，中共中央提出“生态文明”理念一年来，农村环保在引起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高度重视的同时，也成为见诸各报端的热词，“环保”这个对于刚刚脱离了温饱正迈入小康的中国城里人来说尚属“奢侈品”，怎么这么快也端上农村的炕桌了？对此，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劈头就说“不敢苟同，说这是误区，要厘清。”

十月的人大校园阳光明媚，27日一大早明德主楼9层温铁军不大的办公室，三拨媒体同仁落座后显得有点挤挤挨挨。比约定时间早10分钟，温铁军带着一脸的阳光进来。说起农村环保话题，他一收进门时的温文尔雅，顿时声调也高了起来：“30年前，连收废品的都不下乡，哪来的环保问题？那时的农村，基本上是不产生废料的，所以谈不上奢侈。”

桃花源世界不在，根源是高耗能的工业化

中国已经有7000年的栽桑养蚕历史和6400年的稻作耕耘史。“历数几千年的中华农业文明，带给我们的都是桃花源的美好世界。”温铁军说，中国历史上传统的“粮猪型”小农家庭，是以农业为主的综合生产，农户种田兼养禽畜的同时开展家庭工副业，其生产过程与自然合一，本来就是“种养结合”生态化的有机农业模式，小型农户经济生产过程中几乎没有废弃物，根本不产生当代规模化养殖对土壤、水体、大气的环境污染。曾几何时，仅仅几十年的“化学农业”、“机械化”等随工业化带来的大生产，虽然在农业文明长河中仅是短暂一瞬，却已经导致了农村生态的广泛破坏。

如今在中国，农业已经演变为立体交叉污染最为严重的产业。污染已从城市大步走进农村，目前，农村许多地方不惜牺牲环境来换取经济的一时繁荣，让一些造纸、化工等小型加工企业“上山下乡”，使农村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温铁军说，这种以大量化肥、农药、地膜等工业化生产要素和相应技术手段投入替代传统生产要素、追求规模化种养、高投入、高耗能、高收益的“现代化”道路，带来的是难以修复的破坏，显然不是生态可持续的，亟待改变。记者随意搜索了“农村污染”这个词，仅在9月23日至10月23日30天中，发生在全国各地农村的人为的污染大气、江河湖海、土壤、农作物的重大环境事件就多达17起。工业化的内在资本要求利益的最大化，农业的化学化程度不断增加，迫使耕地资源面临难以承载的压力，统计资料表明，自1990年起，我国农药生产量一直居世界第2位，自2002年起，化肥施用量居世界之首，使农业变成立体交叉污染最为严重的领域，而最好的化肥被作物吸收的程度也不足35%，大量的残留成为农业污染严重的主要原因。而随着城市扩张、土地消化吸纳能力日益有限，规模化养殖业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也越来越严重。另据研究，许多规模化养殖场没有污染防治设施，大量粪便、污水未经有效处理直接排入水体，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畜牧业圈养的牛、羊、猪等排泄气体释放大量甲烷，已经成为温室气体主要排放者，对大气的污染比汽车尾气还严重。我们短短30

年就集中遭遇了发达国家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工业化的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亡羊补牢犹未晚，需要完善制度建设

“但亡羊补牢犹未晚，”温铁军说，可喜的是，近年来，我国政府实事求是地调整了执政理念和经济方针，2003年提出放弃单纯追求GDP，强调科学发展观所内涵的循环经济、有效经济理念，2005年提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理念，2007年召开的十七大进一步明确提出“生态文明”理念，据此，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改变1956年因国家工业化需求而确立的“农业现代化”指导思想，提出“发展现代农业是建设新农村的首要任务”。其中对农业做出的调整是：“农业不仅具有食品保障功能，而且具有原料供给、就业增收、生态保护、观光休闲、文化传承等功能。建设现代农业，必须注重开发农业的多功能性。”因此，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一出台，就有海外学者积极评价，中国终于出台了类似欧盟、日本的农业保护政策。这确实为讨论解决农业生产的环境污染问题、向生态可持续性农业转变，提供了难得的契机。紧接着今年初，国务院批准把农业污染列入全国污染普查。今年7月，国务院召开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首次全国农村环保会议，强调“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切实把农村环保放到更加重要的战略位置。”

“工业化城镇化的目的，是为了发展包括农民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如果以损害农民利益为代价，那就有违初衷。”温铁军分析，我们既受到资源环境紧张的限制，也有“强资本，弱劳工”的体制问题。如何实现稳定的、可持续的发展，进而建立起环境友好型农业生产体系，使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努力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不致被社会矛盾爆发所中断，这都是我们必须要考虑的。这对于我们这么一个大国来说，面临巨大挑战。“全国70%人口的环保问题在农村，毫无疑问，农村环保是生态文明的重要内容，必须按照生态文明的要求，将农业发展转到现代农业、生态农业的方向上来。但不可否认的现实是，生态文明提出一年有余，农村环保制度至今仍是空缺。”因此，温铁军疾呼农业领域的“诚实”研究，呼吁相关的科研部门，对中国农村生态环保机制建设，进行深入细致的调研，“切不可以认为，用城市去化农村，就是城乡统筹。农村环保要有新思维新政策！”

转变补贴方式，支持零排放产业

如何落实生态文明倡导下的新农村建设？温铁军认为，首先可以做的是，转变以往的补贴方式。国家金融资金不再以任何政策优惠补贴造成大量污染的规模化、高耗能的农业，而应尽快补贴给使用农家肥，零排放的兼业农户和小规模生态农业。政府应该将财政政策的重点，从用于治理污染改变为支持零排放的有机小农，或者支持综合性农业合作社的循环农业，而不应该资助高排放的生产方式。比如现在政府拿钱资助化肥生产，但是作物对化肥的吸收量有限，绝大多数都排放到大气和水体中，有哪些生产方式能像农业这样造成如此高的污染排放率？不能再资助破坏生态环境的生产方式，而改为对从事有机种植技术和实验的研究进行补贴，对采用有机种植的农户进行补贴，以形成恢复农业有机生产的外部激励机制。因为最低成本的有效治污政策在于依靠有机小农，因此应当重新发挥传统有机小农生产的成本和生态优势，促进小规模农户为主体的农业循环经济成为有效经济。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循环经济、有效经济，强调以人为本。在新农村建设中，体现科学发展观就要以农民为本，原则是零排放。政府只资助零排放，高排放不但一概不予资助，而且还要限制，并对高污染的行业课以高惩罚，进而建立起清洁生产且符合生态发展的产业体系。

借鉴国际经验，搭建城乡互动桥梁

其次，建议国家可以借鉴国际生态农业运动（CSA）经验，并逐渐形成有效的制度加以推广。以社区支持农业为例可以有效恢复农业有机生产和生态功能的试验，政府应予以足够重视。温铁军对记者说，“社区支持农业”概念早在1960年代就在德国、瑞士和日本兴起，到2006年，美国已经有1210个CSA农场。“在一个成熟市场经济里面，市民支援农业是比较普遍的社会行为。发达国家有很多市民支援农业的案例。那是在公平贸易的理念之下，市民在消费合作运动的共同参与之中认识到工业化农业生产方式造成了食品严重地不安全，公民健康受到了相当影响；对于普通公民来说，在饱受了污染食品带来的危害、且有消费生态食品的诉求和能力时，便会对有机农业的农产品的生态价值有新的认识，并愿意支付高出普通食品的价格，从而形成生态价格。”

近年在国内兴起的国仁绿色联盟的城乡社区生产消费互动试验，就很有意思，一方面提倡在生态文明下的对生态产品的消费认同和消费文化，另一方面减少其他部门在流通环节所过度占有的农产品利润，保护生产者及消费者双方的利益。北京国仁绿色联盟是在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及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的协助下，由来自5个省的7个农民合作社于2006年4月成立的。参加绿色联盟的生产合作社倡导不使用化学肥料、农药以及转基因品种进行农业生产，充分依靠和开发农作物自身特性抵抗病虫害，并开发农作物对人类的营养和保健潜力，并搭起了农村生产者与城市消费者联系起来的桥梁：市民在志愿者的努力下，组织形成消费合作社；购米包地，市民与农民签订购米包地合同，收获时结清；生产者、消费者及第三方召开价格听证会，协商制定农产品价格；以产销双方直接见面的方式，打掉农产品流通中的产业资本、商业资

本和金融资本，将生态农业的收益最大程度地留存于生产者和消费者两大群体内部。温铁军告诉记者，目前这个绿色联盟运行良好，特别在发生了那么多的食品安全事件后，许多市民特别踊跃加盟。农民在生产领域组织合作社，市民再与农民在消费领域互助合作，共同创建和谐社会的城乡一体化发展格局，促进城乡统筹发展。温铁军希望创办农民生产合作社不仅要让农民之间联合起来生产和经营，还要在城市建立配套的消费者合作社，而市民、农民在消费领域的合作则可以避免中间商的盘剥，让农民挣钱，为市民省钱。

提高组织化程度，政府还应先调整政策

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分析，农业已经成为全国污染总量贡献达1/3-1/2的产业。最近10年来的农业立体污染与农村环保困境，加上在农业劳动力投入于农业的机会成本大幅度增加造成过量使用资本品替代劳动、进而加剧食品不安全等趋势，这是市场经济必然造成的代价，因此，当然属于市场不能解决的难题。怎么防治农业污染？科学家建议阻断。但面对2亿4千万分散的农户，9亿农民的生产如何阻断得了？“尽管目前中央政府想帮助农民解决问题,但不可否认的现实是县级以下所有部门多已离农而去，很少为农民服务了”。温铁军说，供销社、信用社以前是农民合作组织，现在已变成以赢利为目的了。还有一些部门，虽然仍在以支农名义开展业务，但每增加一点权力，向农民伸的手就会更长。

中国农业的高分散性带来了一系列问题，温铁军说，根据他对世界40多个国家的考察看，只有帮助农民组织起来，形成相对有效的内部监督和管理机制的合作社才能真正阻断污染。因此他提出的第三个建议是提高农村的组织化程度。传统农业是自然过程合一的，不会造成污染，但经营者可能收益低下；规模化的农业可能给个人带来高收益，但是必然造成污染，代价由全社会承担。如何有效解决问题呢？任何主体，包括政府在内，都无法面对高度分散的小农经济。除非把他们组织起来。“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这点中央文件早就写了，只不过大家不重视。新农村建设的重点是政府主导，农民主体。现在政府主导不是问题，农民主体是问题。那么就要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

“但要农民组织起来实现自保、自助、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实现自治条件下的农村稳定，政府必须先调整。”在单纯农业生产中不可能形成新的合作社组织，温铁军直击要害说，今天的《合作社法》规定了农民只能在生产领域合作，“只有放开农民在金融领域、保险领域、购销领域以及加工领域的合作，甚至对农民合作社在城市中办的超市进行免税，将其收益返还农村建设，这些合作组织才能具备竞争条件。”把农村组织起来以后，还得建立城市的消费合作社。要把城市消费合作社列入新农村建设进程。农产品是低利的，而进超市要交进店费，因此生态农产品进不了大超市。日本搞一村一品，是因为政府规定，超市只能向农民征收7%的进店费，其他商品15%。如此，城乡统筹才能构建和谐社会。

生态农业是最可能盈利的新兴产业。展望未来，温铁军兴奋地说，“因为，如果上述必须由政府资助和社会动员才能发展的生态农业和环保农村能够大量吸收碳的话，那么生态农业就应该是碳交易市场上最抢手的产品，甚至还可以发展碳交易期货，明年预计种植多少绿色植物，可以吸收多少碳，以此在期货市场上进行交易，并吸引社会的金融资本，这样还有利于经济结构调整的政策的实施。现在的认识还没有到这种层次，还有待时间。其实生态农业不意味着亏损，有很大的空间可供开发。” (郑惊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