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过去的2006年，是“十一五”开局之年。这一年，有一些能源指标和减排指标没有达到。下一步我国会有一些什么样特殊的措施来保证达到预期的目标？两会前夕，在3月1日下午的“圆桌网谈”中，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所副所长张车伟、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袁钢明、发改委经济研究所经济运行与发展研究室主任王小广等三位中国学者做出了自己的解释。

袁钢明认为，这些指标定的过高了。比如说西方国家，还在向我们国家买减排的东西，美国没有参加《京都议定书》。经济质量要增加，总量要提高，像炼钢一定要排放的，不排放是不可能的事情，还要减排，这个目标定的太高了，给自己出了难题。当然我们定这个指标也有它的道理，世界上先进国家，比如说单位GDP应该排多少，是按照这样一个先进的指标来定的。我们国家刚开始发展阶段，资金能力还不足，所以有差距，可能跟发达国家比我们不是很先进、很合理，所以发达国家定了我们很难实现的目标，最后反而实现不了，很麻烦。

袁钢明：没完成不惩罚他脸上无光，这时候有些人为了减少批评，或者不高兴的话他要改指标。我举个例子，06年上半年能耗没完成，结果下半年就下降，连专家都怀疑。

袁钢明：你不惩罚也形不成压力，要么实际往下降，要么指标解决点，把指标调低还是努力加大，还是惩罚力度放松或者落实，所以指标要定得科学，经过努力要达到，这是最好的。

张车伟也是直言不讳，非常同意袁教授的看法。他认为，从现在的经济结构来讲，在我们的发展阶段，有很多结构性的特点决定了怎么压都很难压下去，外贸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现在中国是世界上第三大贸易国，我们出口的很多东西都是资源环境密集型产品，如果排放二氧化碳的话都是包含了二氧化碳很高的产品，虽然我们能源的消耗在中国，但是使用这些产品的人，消费二氧化碳的人在发达国家，中国的减排损伤的是自己的经济增长能力，但是收益的人是别人。

张车伟认为，我们国家的发展阶段，今后可能面临的挑战还是很大的，尤其是在国际上，在我看来环境问题更多是政治问题，我不觉得更多的是其他问题，包括全球环境变化，包括减排的问题，讨论这些问题实际是各国政府首脑在讨论，政治家在讨论这些问题，这些问题除了和经济结合以外，和自然科学，和科学性结合的一面以外，同时也和政治结合，怎么去分配这样一些全球性的资源，这非常重要。

张车伟强调，从我们国家的发展阶段来讲，实际上我们是为世界上做贡献。从人均指标来讲我们还是很低的，如果二氧化碳的世界上环境的排污权交易方面，如果这样的话我们还有很多可以使用的权利。

张车伟：如果你觉得这个指标定的合理，如果完不成罚你你觉得亏不亏？所以定指标要结合自己的情况，如果不结合自己的特点，定了一个不切实际的指标，等于没定目标。同时，你也给自己束缚了手脚。既然是“十一五”规划出来了，有这样的目标，说明你对自己的情况深入了解了，已经研究的很清楚，觉得能够完成才定的。为什么你定的经济增长的指标上面在7.5%，现在10.7%高这么多呢？你完成的很好吗？很多指标都完成的很好吗？为什么这个指标不能完成好呢？说明你这个指标是应该好好深思的。我觉得再进一步研究。

张车伟：我们国家一年生产的钢材四亿吨，这么大一个钢材的生产量，钢材生产需要大量消耗能源，同时还消耗大量矿石，还要排放很多二氧化碳，不让中国生产这么多钢铁行不行？没有人觉得行。为什么？现在装备要发展，汽车要发展，住宅要发展，基础设施要建设，不要钢材能行吗？现在我们国家的钢材保有量也仅仅是美国的几十分之一，美国经过200年的发展，他的钢材保有量非常多，美国现在不需要生产新的钢材，只需要把旧钢材拿回来回炉就可以了，这些东西是消耗很少的能源。

张车伟：我们正处于高端能耗的阶段、高端资源好好的阶段，你说不让我消耗这些资源，不让我消耗这些能源，我怎么能够支撑现在的发展？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是要深入的研究，一方面要提高，这肯定没有疑问，要提高我们的效益，但是我掌握很多研究，了解了很多研究，别人做了很多计算，发现我们在非常高耗能的部门能源利用效率比国际上并不差。

王小广则认为，这不是先进国家定的，我们应该认识到这问题，我们这种增长方式面临的能源资源的约束越来越严重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指标高一点没什么问题，这样好像是给你一个压力，为什么日本越能源危机的时候越卖的好，因为它节能。我们假如创新的话，我们就在节能上更多的创新、在节能的方式过程中更多的创新，我们给这个压力有什么不好？对结构是非常好的，完成不了是两回事，不能说完成不了就说这个指标过高了，或者指责这个指标，我认为不恰当。

王小广同时认为，现在的结构状况下，要想完成这个指标非常有难度，就是说它的结构决定了它的能耗，只有结构升级才行。房地产现在占的比重很大，拉动钢铁，这种钢铁对能耗的消耗非常大，所以这个产业决定了，改变它你的产业放慢了，假如我的装备工业、汽车工业发展快一点，房地产慢一点，这样的情况下反而就冷一些。所以要改变结构，现在的指标1%、2%，可能到了“十二五”“十三五”的时候会很快下降，我们现在给他一个压力，现在很多人讲信用、讲纪律，有些人不遵守纪律赚了很多钱，你们讲不能破坏它，我现在还是要求，要有一个约束，我觉得这个约束没什么问题。所以我们这块还是要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