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系阶层流动的高考通道，如今变得异常“脆弱”

本报记者 张鹏

每年入学时节，甘肃省会宁县第五中学副校长王锡武总能碰到一些“求情”的高中学生和家长，请求学校减免或者缓交学费。她发现，这些学生大多出自农村单亲家庭、或者家中有人长期患有重病的家庭。

她给记者算了笔账：在国家级贫困县会宁，一个高中生一年的各种学杂费是1200元左右，每个高中生的伙食标准按每天6元计算，两个学期10个月就要花费3000余元，可会宁县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2000元左右。

“这意味着很多家庭都要负债供娃娃上高中。”王锡武说。她所熟知的事实是：在当地，不少家庭困难的学生初中毕业后，便选择了上中职，以早日学到一技之长挣钱养家。

不仅仅是甘肃会宁，今年的广西两会上，民盟广西区委提交的《关于优化广西农村中小学教育阶段教育结构的提案》中，列举数据说：2006~2008年，广西初中毕业生升学率分别为69.79%、67.92%、69.58%。这意味着每年有三成以上学生没有继续读书。其中，未能升学的基本上是农村学生。

高中教育，对农村孩子的吸引力正在逐渐变弱。这是不争的事实。记者亲身经历并目睹了这种变化——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第二中学是一所以覆盖农村生源为主的学校——当时，每年初三毕业，没考入高中的农村学生想方设法通过复读、托人、转学等办法，千方百计上高中。

仅过了不到10年，记者发现，身边亲戚朋友的孩子同样面临这个选择时，大多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外出打工——因为打工能带来经济上的直接变化，更容易打动这些农村家庭、农村孩子。

一份来自《中国城市高中生的家庭背景调查》课题组的调查显示：全国城市重点高中来自农民家庭学生的比例仅为8.28%，而同时，来自个体工商户家庭的学生最多，达19.71%，其次是产业工人(16.65%)与专业技术人员(13.86%)；国家与社会管理者处于中等，为6.66%，比例最低的是办事人员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分别是2.07%、5.22%。

这说明，农村孩子不是从进入大学时才开始减少的。至少从高一开始，有机会迈入大学校门的农村籍学生数量就已经在减少了。

维系阶层流动的高考通道，如今已经变得异常“脆弱”——教育资源尤其是优质教育资源的不均衡，导致农村孩子在高考中已经处于不利竞争地位，加之当前就业形势紧张，无法调动社会资源的农村孩子更是处于劣势地位。

有一位老师发现，面对老师推荐的一些教辅读物，很多农村学生均抱着排斥态度。不少县城孩子假期可以请家教、上辅导班，而农村学生是无缘吃这些“偏食小灶”的，只能“紧紧抱着课本”。

下乡到中学采访，总能听到一些中学校长“诉苦”：目前，我国在义务教育阶段实行“两免一补”，大学阶段有“绿色通道”、“国家奖学金”等一系列资助措施，并建立健全了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但普通高中还是盲点和空白点。学校面对众多的困难学生，时常束手无策。

记者曾多次前往会宁采访，对会宁学生的“吃苦精神”印象深刻。当地的中学，至今还保留着“自炊灶”——一间不大的屋子，小煤油炉子一个挨着一个，排得满满当当，最多的时候有三四十个娃娃同时在做饭。学校食堂提供的饭菜，即便比市场价便宜得多，但大多数来自农村的孩子仍然是吃不起的。使用自炊灶的学生，每天的花销大概在一元左右，主要用来购买煤油。面、洋芋是从家里背来的，大肉、绿色蔬菜对他们来说是不敢奢望的。

每到周末，在会宁县的几个中学门口，总能看到背着干粮的农村家长，衣着破旧，垫着脚尖，向校园张望。家长们在等着给孩子送馍馍—馍馍是特制的，烙干或者晒干，这样可以存放更长的时间。

采访中，王校长还告诉记者：“至今，会宁有的女娃娃为了省钱，每天只吃一顿饭。饿了，吃点白水就干饼子。”

在国家尚未做出整体制度安排之前，高中贫困生亟待来自社会救助力量的“补位”。目前，社会团体、个人捐助还没有重视到这个特殊的困难群体，他们的命运也没有引起媒体的足够注意。同时，极少的助困资金也向那些成绩好的学生倾斜，而没有普惠到所有的农村贫困高中生。

刚刚结束的甘肃省十一届人大三次会议上，省人大代表王锡武提交了一份关于对甘肃省国家级贫困县贫困高中生实施“两免一补”政策的建议案。

这份议案称：“由于普通高中不属于义务教育阶段，又享受不到职业学校的相关补助政策，致使高中学生补助出现政策缺失，广大学生每学期的学费、住宿费和伙食费等费用支出多，尤其是农村学生生活困难，无力筹措学杂费和生活费，高中致贫现象比较突出。”

面对严峻的现实，王锡武建议：甘肃省应该将国家级贫困县的高中特困学生纳入国家“两免一补”政策范畴，帮助贫困学生顺利完成学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