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如此，无论傅斯年还是陈寅恪，都没有获得任何学位。陈寅恪的侄儿陈封雄说：“寅恪叔被人们尊为‘教授之教授’，而他本人终其生连个‘学士’学位都没有。他在国内的学历是‘吴淞复旦公学毕业’，那时(1909年)复旦公学还不能算正式大学，也不授予学位。”他还说，抗日战争后期，他曾经问自己的叔叔陈寅恪：“您在国外留学十几年，为什么没有得个博士学位？”陈先生回答说：“考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内被一个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陈寅恪还说，他自己20岁到了德国后，就立志要尽量多学几种语言文字。为此，他把所有时间都用在学知识找资料方面。对于能不能获得学位，并没有放在心上。据说这种情况在德国大学里面非常普遍，大家认为，“只要能得到知识，有无学位并不重要。”后来，陈封雄把这件事向自己的姑父俞大维提起，俞大维认为陈寅恪的想法是对的，所以他能成为一个大学问家。俞大维还说：“我在哈佛得了博士学位，但我的学问不如他。”

1926年冬，没有学位的傅斯年回国担任了广州中山大学教授，并兼任文学院院长和国文系、历史系主任。上任后，他除了聘请一大批具有新思想和学有所长的教授之外，还对自己的学生说：要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就必须有系统的专门知识和能够与他人合作的精神，而大学就是为此而设立的。与此同时，他还批评把上大学当作敲门砖的思想，认为上大学混文凭是没有出息的表现。

纵观傅斯年的一生，始终没有把学位太当回事。这种观念在那个时代比较流行。例如中华民国成立后，尚在美国留学的顾维钧被聘为总统秘书。当时他还没有拿到学位，如果立刻回国，就会受到影响。他向导师请教，导师说：你都可以当总统秘书了，还要什么学位？又如胡适在美国留学时，也是还没有毕业，就被北京大学聘为教授。于是他的博士学位迟拿了10年左右。

前不久，我去台湾参加“中央研究院”召开的纪念五四学术研讨会。在一个小型聚会上，几位台湾同行为胡适的学位问题争论起来。争论的焦点是：为什么胡适的博士学位会迟拿10年左右。为此，我以傅斯年、顾维钧、陈寅恪为例，说明那个时代的人看重的是学问和能力，而不是学位与学历。我知道，台湾同行大多是世界一流大学的博士，而我自己连中国三流大学的门也没进过，因此很难说服他们。于是我想，倘若“中央研究院”的老前辈傅斯年在世，也许会扭转这种不利局面。★文/智效民(作者为山西省社科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