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地下资本难以阳光化
金利来品牌云南昆明总代理詹继芬是一位地道的温州商人。1月中旬与在迪拜经商的詹崇楼面谈商品供应事宜后,同爱人直赴保时捷温州4S店,给即将出嫁的女儿买了一辆保时捷汽车做嫁妆。
与詹继芬一直经营实业的坦然相比,温州最早从炒房与炒油中发迹的一批商人则选择远离政府部门与新闻媒体。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负责人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现在要找这批人十分困难,即使找到了他们也未必会接受你的采访。
李董事长就是其中一位。早年天南海北炒房,现在则在温州从事实业,她不愿提及自己原始积累的经历。另一位炒油的曾董事长,电话中听明白了记者采访题目后说“我不是曾董事长”,否认自己的身份与往事。
温州民间资本的隐蔽程度连当地官方部门都难以捕捉其踪影。浙江银监局温州监管分局纪委书记陈俊透露,他们只能通过金融机构与窗口单位,引导企业贯彻金融政策。但民间游资极不固定,范围广,其真实去向一时半会查不清。
“牛年不利”。温州商人说,改革开放以来尽管遭遇了各种各样的困难,但从来没有像2009年那么集中,俄罗斯灰色清关损失70亿元左右、关闭市场商铺亏损10亿元,省外煤矿兼并重组温州500亿元资金生死未卜,阿联酋迪拜主权债务危机温州资金缩水30亿元。
王小军律师说,追求暴利投机不可持久,温州商人到了反思资本出路的时候。“我们不去追求高额回报,而是理性输出与可持续发展”。
美国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产业升级过程中,以私募基金的方式引导社会民间资本进入资本市场,投入国家鼓励的产业与行业,在为“游资”找到出路的同时,更为产业顺利升级换代提供了可靠的资金保障。
据这位律师介绍,2004年以后的宏观调控以及2008年世界金融风暴中,浙江中小企业接二连三地倒闭,其中不乏民间资本的“推手”。他举例,银根紧缩,企业资金链“缺血”就用“高利贷”补充。每天千分之三的利息令借贷企业不堪重负,结果两败俱伤。
温州监管分局与市政府金融办负责人向本报记者透露,当地正在建设村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以及未上市公司股权营运中心、温州股权投资基金、小额贷款公司与上市企业等,把民间地下资金“阳光化”,引导其进入国家金融管控体系。
但据温州监管分局介绍,“民间资本缺少正当的投资渠道。这些试点措施吸引的资金往往也就是几十亿元,与六七千亿元民间资金的大盘子相比,作用不明显。”
苍南联信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主发起人、天信投资集团对这种现象给予密切关注。总经理朱良建说,民间融资发展的趋势是小额贷款公司,但目前决策层比较慎重,其规模做不大,辐射影响的民间资金有限。
温州民间资本发展有其深厚的地域文化。这一带在南宋时期形成了与传统儒家文化大相径庭的永嘉学派。他们认为判别事物的客观标准,不在于它是否符合人们所信奉和尊崇的理念,而在于它是否能给人们带来实际的利益。
据温州市金融办透露,当前民间资金的发展由过去的街坊邻里自有资金相互调剂,转变为以个体、私营企业、城乡居民等多种借贷主体。这些主体开始借助典当商行、担保公司、投资咨询公司等各种合法的组织形式走向公开或半公开。它的利率与国家宏观金融政策调整相呼应,部分银行信贷资金被民间借贷者移用。
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对30家小企业、28家个体工商户抽样调查,生产型小企业的民间融资占流动性资金来源的46.5%,投资性个体工商户的民间融资占经营资本的68%。民间资金日益活跃,非法集资活动的社会金融风险明显加大。
市金融办的一份报告说,30多年金融改革过程中,如何有效引导和管理民间融资的课题并未破题,虽然市委、市政府率先在全国出台了管理文件,但在实际执行中显现出软化与无力。温州博宇房地产公司总经理张理宇表示,民间资本融资有其固定的“小圈子”,不是政府号召他们就立马招安。
至于民间资本向私募股权转型发展,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温州商人都认为“难成气候”。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负责人分析,当地民间资本要成长为私募资本与国际化的投资资本,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首先,温州人骨子里喜欢摸得着、看得见的实业股资,如房子等,对股市、私募等虚实结合的资本市场相对排斥。
其次,私募与国际化资本都是一个开放的体系,但温州民间资本的区域性强,温州圈内人需要资金大家支持;一旦离开这个群体,从外面拿着项目来温州找钱就十分困难。
第三,私募与国际投资资本都是专家理财,团队管理,拓展新兴领域,老板不是资金的管理者。温州人都“宁为鸡头,不为凤尾”,难以跳出传统劳动力密集型产业。
在省外投资煤矿的阳先生说,其实早在两三年前有人就提出整合温州民间资本,形成区域财团投资煤矿。但各个煤矿投资者都有一个以亲情或乡情为纽带的金字塔式融资架构,大家只顾自己的摊子,结果在煤矿兼并重组过程中一盘散沙。
私募与国际投资资本需要的是金融的精英团队,而目前温州民间资本还处于草莽英雄江湖混战时期,其资本掌控能力、学识水平都与前者要求相距甚远。“温州民间资本目前这种游离不定、伺机投机的模式还会持续下去。”阳先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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