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和财政政策需继续完善

《瞭望》：1-4月份近5.2万亿的新增信贷，对此市场一直很担心，特别是近期大宗商品强劲上涨，通胀压力加大，对货币政策的争议越来越多。这个问题如何看待？

贺力平：现在CPI、PPI增幅还是负的，仍然带给很多人通缩预期，相应地给扩大消费和投资的决策带来困难，有连续向下走的影响。为了保增长，在货币政策上保持宽松的姿态，是非常正确的，而且其政策效应正在发挥和显现。在今后一段时间以内，政策效力仍会进一步显现。

我并不认为，这些信贷资金会导致通货膨胀。原因在于，上半年的信贷资金，相当一部分是短期融资券性质，企业贷到这些资金中的很多部分又用于生产和库存等，用于财务管理的相对较少。因此，通货膨胀在短期还看不到。

毫无疑问，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会形成一定的通货膨胀压力。但是，我们必须看到，目前我们还没有走出金融危机，国内消费价格指数仍然为负。因此，一定的通胀预期并非坏事，它对扭转通缩预期有好处，客观上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这就考验政策层面的智慧了，一定要紧跟形势变化，保持政策的灵活性。

宋国青：行政命令导致信贷增加的问题的确存在，但目前看来不是很严重，基本是企业和银行主动的行为。进入股市的企业资金有所增加，但考虑到去年股市迅速下跌，目前的恢复尚属正常，进股市的资金绝对量也不是很大。

目前担忧通货膨胀是有道理的。但同时，生产水平仍然低于潜在生产能力，货币量增加、总需求扩大会带来产量增加，而不是价格水平上升。从全社会尤其决策层的角度看，人们主要担心经济能不能恢复，因此货币投放量不大可能出现明显收缩，全年新增贷款可能达到9万亿至10万亿水平。

由于目前货币供应量迅速增长，环比增速已经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今年四季度政府进行某种程度上的宏观调控的可能性很大，再不调控，可能就过了。如果四季度政府视内外部条件变化，开始积极有效地调控，中国通货膨胀水平到明年会比较合适。对通胀问题，没有必要过多担心。

冯科：就算信贷放松，中小企业依然得不到充足的贷款。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也不可能靠信贷扩张或紧缩去解决。信贷大部分流入了大项目。要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不靠信贷扩张来完成，那要配套一系列的改革。信贷继续扩张并不能解决紧迫的问题。

现在的问题是，国内的经济危机主要是国外需求锐减引起的，外贸水平下降，这属于制造业危机，国内制造业本来就产能过剩，信贷再扩张资金也难以进入实体经济，那么消化不了的资金就会流动到股市、房地产。下半年信贷应该有所考虑，回复到一个正常、平稳的水平。

贺力平：现在，货币政策方面出台大的或新的政策未必有必要，但是一些微调或许可以。举例来说，如何从长远角度改善民生？利率上，尤其是贷款利率，针对普通中小企业面临的实际利率仍然相当高，如何在贷款条件贷款利率上，进一步减少其融资障碍？在此方面，值得进行深入的探索。

《瞭望》：今年前四个月累计，全国财政收入下降9.9%，而未来的投入任务仍然繁重，积极财政政策面对的压力在不断增加，财政政策是不是也需要进一步改进？

杨志勇：在财政收入下降的同时，财政支出增长较快。1-4月份，全国财政支出同比增长31.7%。支出增长会增加财政压力，但这是积极财政政策贯彻落实的正常表现。而且，值得关注的是，第一季度，财政收入同比降幅一直在收窄。1月份同比下降17.1%；2月份下降1.2%；3月份仅下降0.3%。这显现经济有回暖的迹象。但4月份，财政收入同比下降13.6%，降幅进一步扩大。这说明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因素依旧存在，积极的财政政策还不能松劲。

现在，需要关注的是，已有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对民间投资的拉动作用有限。其中的主要原因是，民间资本仍难以进入一些投资领域。积极财政政策的政府投资如何更多地带动民间投资，在方式上仍有改善的余地，一些投资完全可以采取政府提供资金，民间资本配合的形式进行。当然，这也包括中小企业发展的问题，财政政策也要有所考虑。

积极财政政策仍要继续，具体应对措施要根据未来的数据来作进一步的判断。扩大支出仍有空间。财政收入下降下的减税政策是一大挑战，但如果能对中小企业采取更合适的减税政策，那么对于经济的稳定和未来发展，都将是利大于弊。财政收入下降宜通过扩大赤字规模来解决。国内储蓄较多的现实，决定了发债仍是可行的选择。

另外，一些国有资源、国有土地和国有经济的市场化，一方面可以增加政府的可支配财力，另一方面还可以拉动民间投资。同时，财政改革应稳步进行，对中长期发展有利的改革措施应选择好的出台时机。特别要注意的是，在经济尚未完全企稳的背景下，任何直接增加税收负担的政策都不宜出台。

充分估计国际环境的严峻性

《瞭望》：现在，最难琢磨的可能还在于外部环境，这方面认识的深度和准确性可以说直接影响国内政策的决策。尽管近期国际环境有趋于稳定的迹象，但不确定性仍然没有大的改观。

刘煜辉：看当前的外部形势，三个事情要始终了然于胸。即便日后经济数据波折起伏，形势判断也不能出系统性偏差。

其一，全球经济再平衡的过程不可逆。所谓“中国生产、美国消费”的搭配在过去十年扮演着全球流动性的主“水泵”，美国消费变成中国储蓄，然后通过购买美国债券流回美国。在美国，资金暖流顺着其复杂的金融加工系统，让美国的房地产和股票水涨船高，极大地提高了美国家庭和社会的财富，这些财富再循环到消费市场。中美合在一起，全球经济才能变得均衡；分开来看，都是严重失衡的。

在未来数年中，中美经济体一定会有一个再平衡过程。美国高达72%的消费率将会重新回归到1970-2000年的65%。中国的工业增长也会从20%以上的高位回到10%甚至以下。与美国通过金融手段引发的“消费泡沫”类似，中国通过压低要素资源价格的“出口泡沫”，现在是到了临界点的“清算”时候了。

事实上1929年美国扮演的角色，恰是今天再平衡运动中中国的角色。在产能过剩的危机中，顺差国(生产国)往往更加脆弱。因为再平衡的拉锯战，对顺差国意味着产能收缩，对逆差国则意味着产能扩张。顺差国(生产国)要承担更多调整的成本。从1930年的例子看，当时的贸易顺差国美国，比贸易逆差国英国所受到的打击，要沉重得多。

其二，这是一场典型的债务-紧缩型危机。在经济异常繁荣期，随着资产的迅速膨胀，资产负债表变得越来越好看，过度负债的本质被深深地隐藏了起来。一旦经济增长趋缓，债务大量浮现，债务清偿导致资产廉价抛售。负债价值是不会掉的，但资产价值却快速萎缩——在硬的负债和不断下落的资产价格的双重压力下，所有部门资产负债表迅速恶化，全社会突然面临急剧的信用收缩。

美国家庭负债率2007年攀上了114%的顶峰(占GDP的比例)，而十年前这一数字是64%。美国国家负债率2007年是350%，而十年前是250%。若回归十年前，意味着美国政府、企业、居民和金融部门至少要减掉6万亿美元以上的“赘肉”。

由于信用紧缩和资产价格下降，被暴露于过度借贷的危害中的美英消费者所能做的唯一选择，就是增加净储蓄，以缓冲家庭净财富的萎缩，而这只能通过减少举债或提高储蓄率来实现。以消费的放缓为代价的储蓄增加，反过来进一步加剧了实体经济基本面恶化的速度和程度。

失业增加，收入下降，消费者又要进一步紧缩开支，一个恶性的循环。这注定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经济行为的调整。历史证明资产负债上的衰退通常是长期持久的，而其后的恢复过程也是缓慢无力的。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说世界可能跟日本一样要进入“失落的十年”，并非虚妄。

其三，这是一次全球经济长周期增长的谢幕。20世纪80年代以来，主要发生在美国，以信息、网络技术革命为主要内容的“重大创新活动的群集”，大大促进了美国经济的繁荣发展，“新经济”由此而出现，并推动世界经济30年的长周期上升阶段的出现。

世界经济目前所面临的问题根源还在于：过去十年中，世界的科技水平总体原地踏步，经济增长最本质的动力失去之后，一旦借助房地产投资和信贷消费的泡沫化推动资产型经济模式不能维持，世界经济必然陷入到一次严重下滑中去。

带领世界经济进入下一个长周期的载体在哪里？现在还看不到，美国也在寻找。“奥巴马新政”正在做的就是，带动创业活动的集群式迸发，用新的财富创造机制去填充天量的债单。依据公允会计准则计算，美国联邦债务总额高达65.5万亿美元。